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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高校女教师发展研究述评
发布时间:2011-03-16    文章录入:    点击:[]

来源:湖南科技大学  :2011-3-16

美、英等西方国家对高校女教师发展的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西方女权运动的风起云涌,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女教师便成了研究者广泛关注的对象。研究者普遍认为女性身份是影响女教师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我们手头有限的资料,下面将分国别对美、英、澳大利亚等国家做一个简单的综述并加以评述。

一、美国

美国关于高校女教师发展的研究起步较早,内容较全面,成果较多。其研究内容主要可概括为以下三大方面:

(一)关于高校女教师的地位研究

研究者普遍认为,高校女教师人数虽然不断增加,但相对于男教师而言,女教师普遍处于象牙塔的底层,处在大学权力集体的“外圈”。例如,“1971—1972”年就被称作美国高校的“女性研究年”。 该年度的研究大量集中在女性进入大学的障碍、女性的工作经历、女博士的生涯状况、女性在学科与学校行政机构中的地位以及工资、奖酬的性别差异等方面,其基本结论是:“女教师在职级、任期和工资等方面普遍处于不利地位;女教师的生涯发展普遍充满着抗争、冲突以及性别偏见。” 如丽•科琳丝等(Lynn H.Collins,1998)通过考察美国20世纪最后20年女教师获得博士学位和高级职称的人数指出:虽然获得高级学位的女性人数增加了,但大学女教师依然聚集在象牙塔的底层——“3A” 区:助理教师(adjunct instructor);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奈乔•贝罗克莱丝(Nijole V Benokraitis,1998) 认为,女教师工作在象牙塔的底层,是因为学校中微妙的性别偏见常常与种族、年龄及社会背景交织在一起,充斥于学校的方方面面。高校中的性别偏见既有个人的,又有组织的,还有社会文化层面的,并且三者经常相互作用。凯斯•齐纳(Kathryn Quina,1998)通过对美国23所高校调查研究后指出,女教师大多积聚在教员与助理教师的低职位段,并且,女教师大多的是工作在社区学院而不是研究性大学,其中护理学院、保健学院、社会福利学院女教师所占比例分别为100%、63%、40%,而商学院与机械学院有终身教职的女教师却各仅为1人,女性行政人员的增加主要是在助理岗位,高级行政管理人员每所高校平均不到1人。美国教育理事会政策研究室副主席爱琳•伊琳哈瓦斯(ElaineElkhawas,2001)指出,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高等教育中女教师的参与率虽然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在高级学术事务管理中,女性代表依然很少,“在大学校长与学院院长中,女性代表现仅为16%,10年前是10%,20年前为5%。”

(二)关于女教师发展策略的研究

奈乔•贝罗克莱丝(Nijole V Benokraitis,1998)认为,女教师的发展现状必须改变而且能够改变。她指出的策略是:在制度层面,相关政策的制定者要改变当前排斥女性的政策;在组织层面,要大量吸纳那些敢于发出不同声音(不同意见)的女教师,并为其搭建实施计划的平台,而这些通常是大多数正在执掌权力的男性(包括一些女性)、机构乃至公共舆论所难以接受的;在文化层面,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重途径施加压力以逐渐改变目前典型的男性中心文化。琳达•卡丽(Linda L.Carli,1998)针对女教师如何应对逆境,提出要从人际网络构建及其职业发展的指导者那里寻求社会支持;萨伊斯(Thoits,1991)、斯图瑟斯Struthers(1995)也提出过类似的主张,如避免角色模糊,清楚自己的学术职责,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等。

(三)关于女性院长的研究

女性院长作为女教师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因她们握有重大的权力,因此其角色、地位、发展历史等方面的研究,均受到美国学术界的重视。可以说,对大学女性院长的研究已形成了一股热潮。较为晚近的有妮蒂芬(Nidiffer,2000)对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四位女性院长进行研究,这四位女性院长,正好代表美国高等教育行政发展过程中的四个阶段;芭赫Bashaw(1999)以美国南部高等学校中四位女性院长为对象,进行女性院长的历史分析。这两位学者均打破了以往重视预测推论的实证主义倾向,以女性的视角、质性研究的方法进行探究,所重视的是每个被研究者的主观经验感受。此外,我们以院长为标题,女性为关键词,查到1980年以来的相关学位论文38篇,研究内容多为院长角色、生涯发展、领导方式、专业化、职权等。整体而言,研究方法逐步趋向质性研究与深度访谈等。

二、英国

英国对高校女教师发展的普遍关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较为晚近的有代表性的研究者是罗杰、爱丽(Lodger、Eley,1998)、苏•杰克逊(Sue Jackson,2002、2004)、莫里Morley(2003)以及罗莎琳达(Rosalind Pritchard,2007)等。她们主要对目前英国高等教育中教师发展不平等的表现、原因及解决措施等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

(一)关于高校女教师的发展障碍研究

罗杰、爱丽、苏•杰克逊主要是从女性主义的视角,通过对高等教育中科研与教学的二分现象、高校中普遍存在的男性文化的检视,阐释了女教师的职业生涯发展障碍,提出了两个主要观点:一是在英国大学中,普遍存在着科研地位高于教学的现象,而女性却大量地被排斥在科学研究之外或者是处在科学研究的边缘地带。二是虽然教学部门聚集着大量的女性,但教学的标准与科学一样也是由男性来确定的,因此,好教师的标准常常与绝大多数女教师的观点相去甚远。苏•杰克逊提出高校女教师的发展障碍主要有五大方面:一是学科间的地位差异,即男性学科地位远远高于女性学科;二是女性的生活和经验未能纳入学术研究的中心;三是学术的结构性障碍;四是公私领域的划分;五是科研与教学的二分。总之,由于存在性别偏见,高校中的女性面临着许多不利的因素。

(二)关于高校女教师发展受阻的原因及突围研究

苏•杰克逊(2004)认为高等教育中根深蒂固的父权制结构是高校女教师发展受阻的主要原因。她所著的《不同的学术:高等教育中女性终身学习发展研究》一书,即从高等学校中的终身教育入手,深刻检视了高等教育中根深蒂固的父权制结构,探讨了高校女教师在终身学习中所面临的困难,从而提出了以女性为中心的终身教育的多种途径,指出:“当前,英国高等学校中有增无减的科研与教学的分化使女教师所面临的障碍越来越隐蔽,越来越难以克服与超越”,因此,必须对高等教育中的语言和学科的父权制基础进行全面的挑战。 英国阿尔斯特大学教育学院院长罗莎琳达(Rosalind Pritchard,2007)教授亦持有类似的观点:其一,高校教师发展的性别不平等深深扎根于社会和经济结构本身;其二,高校中教师平等的标准应从工资、晋升、各个领域的代表数量和终身职位来衡量。其中,衡量性别平等的黄金标准(gold stangdard)是女性达到教授头衔的数量与百分比;其三,女大学生聚集在较窄的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领域的状况,从长远来看将对女教师在高校中的学术地位及发展机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其四,影响性别平等的主要因素是多方面的,如性别假设的偏见;男性制定规则女性挑战规则;男性主导女性服从以及高校对女性的性别期待(如要求女教师对学生多一些关怀等)等。

三、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对高校女教师的普遍关注是大约是20世纪80年代初,正如澳大利亚女性代言人、参议员苏珊•伍丽尔(Susan Ryan,1983)所言,自1975年“国际女性年”以来,许多领域(如就职、升迁、工资、学习培训、家庭暴力等)关于性别平等障碍的研究一直是个热点问题,并取得了很多的研究成果。但相对而言,工作在高校中的女性的地位并未受到研究者足够的重视。她认为其原因是存在一个假设:只要能够进入高校这个知识精英社会从事教学与科研的女性,就能够排除一切形式的性别偏见。不过,事实表明:这个假设是完全错误的。自1983年起,许多研究者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高校中的女教师,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是由威尔士大学高级研究员贝蒂(Bettina Cass) 等四位专家撰写的,由悉尼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大学女教师为什么如此少?》(Why So Few?Women Academics in Australian Universities)。显然,该书的研究对象是大学组织中的女教师群体。研究的内容亦非常广泛,如女教师的社会背景与其生涯发展的关系,女教师的生涯发展模式,不同性别教师在学术劳动力市场的现状与地位,不同性别教师对大学中普遍存在的性别偏见的理解,以及如何改善女教师在大学中的地位等等。主要观点有:1.教师首次在大学获得职位时性别差异显著,男性被委任为讲师及其更高职称的人数是女性的4倍;2.大学是一个性别隔离的劳动力市场;3.绝大数女教师认为,大学在委任、提拔与决策时,对女性持有偏见,人们普遍认为女性的升迁抱负比男性低,且没有男性乐观;4.少数男性将女教师所处的不利状况归因于生理差异与智力低下,但多数男性认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社会给女性提供的职业选择总是和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会引导男女教师进入不同的研究领域,社会使女教师形成“女性气质”,男教师形成“男性气质”等;5.大学制度强化了社会性别的建构,是阻碍女教师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20年后,参议员苏珊•伍丽尔(Susan Ryan)对此书的评价是:“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因为它基本上展现了当今澳大利亚权威性机构中男女两性的分布图景。该书不仅能为处在不利地位的学术女性提出很好的意见和建议,而且对限制人发展的社会偏见和刻板印象的负面作用进行了较深入的批驳。” 比较晚近的、全面而系统关注高校女性研究的成果是简•居里、孛夫•席勒以及巴特利西亚•哈里斯(JanCurrie,Bev Thiele﹠Patricia Harris,2002)三位学者联合出版的《经济全球化中的性别化大学——权力,生涯与牺牲》(Gendered Universities in Globalized Economies——power,Carrer,and Scarifices)。研究者在经济全球化的视野下,运用实证研究与比较研究的方法,对高校中的女性生存状况与生涯发展重点关注,对大学中的权力机构进行了详细的剖析,对大学里普遍存在的微妙的男性工作方式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并展望了大学中有利于女性发展的组织文化。总的结论是:在全球化时代的大学文化中,女性要取得成功变得更加困难,因为经济全球化的大学文化非常重视职业、学术成就和有利于男性发展的制度性和智力性的工作。此外,研究者指出了影响男女待遇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一是结构性的原因,即父权制的制度结构与无处不在的男性文化;二是认识上的原因,即对大学教师发展不平等的显而易见的事实加以否定;三是历史性的原因,即男女教师的不平等是源于历史上的不平等以及管道效应(缺乏女性候选人)带来的后果;四是提出平权运动是改变男女不平等状态的主要途径。总之,该研究的最大特点是把教师发展的问题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来研究,有利于从整体上、更长远地思考高校女教师的发展。

(四)其它西方国家

加拿大、欧盟各国关于大学女教师的发展研究也产生了不少的研究成果。如2002年,加拿大出版了论文集《处于大学荒漠地带的女性》(Women in the Canadian Academic Tundra),该论文集共收录了论文46篇,研究对象是大学中的女性教师和行政人员,研究内容广泛,如大学中冷漠的工作环境是如何影响女性的、男女行政管理者的工作风格及其差异、女性在大学中处于劣势的原因、女性教授成功的艰辛等等。再如2007年,《女性,大学,变革:欧盟及美国的性别平等》(Women, universities, and change : gender equality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一书得以出版,该书重点论述了欧盟各国促进大学性别平等的敏感政策与措施。例如,欧盟委员会明确规定:其一,性别平等是大学学术的重要组织原则;其二,大学既要实现三种平等政策——平等对待、积极行动、性别主流化三管齐下,更要注重从平等对待走向性别主流化;其三,欧盟正式组建了“女性科学小组”,以促进为了女性、由女性和关于女性的研究。欧盟委员会还规定,在各个成员国提名的科学委员会中,女性比例至少达40%,在“研究和发展框架计划”评价和监管委员会中,女性比例至少占40%等。同时,该研究还对欧盟各成员国是如何重视和如何实施性别平等的举措进行了较详尽的论述,这里不便一一列举。

由上可见,大学女教师的发展问题已经或正在引起主要西方国家的高度关注。总体而言,国外学者对高校女教师发展的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 在研究方法上,主要表现出实证研究热潮。无论是美、英还是澳大利亚以及欧盟等国,研究者大多是通过实证调查、访谈等方法,呈现出高校女教师发展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从而得出各自的研究结论。这有利于客观把握高校女教师的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使得论文一字一句,有根有据,条理清晰,踏实绵密。但对某一问题的研究仅局限于实证研究也是有局限的。正如当代美国著名的方法论学者克莱斯万(Krathwohl)所说,定性研究的过程是用文字来描述现象,而不是用数字和量度;定量研究的过程是用数字和量度来描述的,而不是用语言文字。显然,实证研究是从自然科学借鉴而来的,属于实证主义;定性研究植根于人文主义,用解释学的方法。因此,在研究方法上,还用加强思辨的方法。

第二,在研究视角上,主要选取社会性别视角。纵观以上研究成果,西方学者无一例外不是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去认识、发现和思考问题。尽管在理论上关于什么是社会性别视角的结论众说纷纭,但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分析方法,社会性别视角不是知识或主要不是知识,而是思考问题、认识问题的方法。” 其核心思想主要有四:一是平等意识,即承认女性具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与尊严;二是差异意识,即从性别的角度审视男女在社会和现实中的特点和角色定位;三是和谐意识,即强调男女两性的协调发展。四是性别敏感意识,即无论是决策、方案的制定,还是方案、决策的实施的过程与结果评判,始终关注两性的差异,其目的是要实现男女两性的共同发展,避免两性差距的扩大和加深。因此,被当做分析的关键范畴的框架或科研方法的社会性别视角,也应该适时地引入我国的女性研究领域,以为我国女性发展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一种新的声音、一种新的行动方案和新的评价标准。将这种研究视角引入高校教师发展领域,有利于凸显高校女教师发展中存在的独特问题,彰显高校女教师的发展优势,有利于促进高校教师发展的和谐共进。

第三,在研究层次上,明显呈现出实践研究取向。不难发现,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问题的呈现、具体措施的实施等方面,这些研究成果无疑能为我们探寻高校女教师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很好的参考。但遗憾的是,从理论上深入系统研究的不多,尤其是缺乏从人的发展的高度与生命的整体发展视角来审视高校女教师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