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高等教育研究》 2011年7月
【摘 要】:随着新管理主义成为全球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话语,中国高校推行的教师聘任制改革对学术工作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问卷调查和文本分析发现,在这一背景下,教师的学术工作在不同的机构、学科和职位之间出现了多重的分层与分割。结合学术工作相关的理论和研究,特别是博耶的学术观来看,这种分层与分割只重视“发现的学术”,“教学与应用的学术”被边缘化,“整合的学术”也有待进一步发展。这种结构不利于学术工作的相互促进和协调统一。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在于,政府、市场和学术精英三者对学术工作不同方面的牵制力量强弱不均。纵向研究和论文专著的发表成为政府的关注对象,而横向研究则主要受到市场的影响,教学工作更多地受到学术精英的制约。因此,建立完善统一的学术观并在相应的制度建设中予以保障,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学术工作;教学;科研;服务;高校教师聘任制改革
一、引言
为了促进大学教师的流动、增强高校竞争力,中国自1993年开始在高校逐渐推行教师聘任制改革。与之相应的,大学教师考核、评价和晋升机制也在逐步进行配套改革。受到这一系列制度变革的影响,作为高等教育核心的学术工作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本研究主要关注以下三个问题:(1)在新的聘任制改革下,不同层次高等教育机构的学术工作呈现出什么特点?(2)不同学科教师的学术工作呈现出什么特点?(3)不同职位教师的学术工作呈现出什么特点?
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本研究采用量化研究与文本分析结合的研究方法。量化研究部分,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向9所高校的大学教师发放自编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771份。9所高校包括3所“985”高校、3所“211”高校和3所普通高校,样本教师分别来自文、理、工、商四个学科领域,其职称分布包括了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四个职称类别。文本分析部分,对国内6所高校的聘任制文件以及近期报章上有关高校教师工作的报道进行分析。两种研究方法所得的数据可以进行比照,政策文本为调查数据的解释提供了背景依据,调查数据更明确地体现了政策文本的实施情况,报章报道进一步补充说明了政策实施对学术工作的影响。
本文首先对学术工作的相关讨论和观点进行回顾,进而分析我国聘任制改革背后的思潮与逻辑。研究发现部分具体阐述了三种分割与分层的现象,得出研究结论。最后,对这一现象背后的潜在逻辑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回应学术讨论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学术工作的理解与变迁:国际的学术讨论
从现代大学建立以来,作为高等教育核心的“学术工作”就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学者们围绕“哪些工作应该由大学承担,以及如何处理不同学术工作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长期的讨论。19世纪中期,纽曼(J.H.Newman)提出教学应该是大学唯一的工作;之后,德国在洪堡(A.Humbold-te)等学者的引领下,建立了以科研工作为主,教学和科研协调统一、相互促进的柏林大学模式。这种研究型大学模式被美国借鉴并进一步发展,弗莱克斯纳(A.Flexner)等美国学者更明确提出“知识的创新比保存和传递更加重要”的观点。随着1862年《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在美国的出台,学术工作在工农业发展和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得到彰显。此后,服务作为学术活动的第三种主要功能受到重视。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和普及化,克尔(C.Kerr)提出的多元巨型大学的理念将教学、研究和服务三种活动联系起来,使大学的功能复杂化、也使各种学术工作之间的界限更显模糊。
而卡内基基金会教学促进会主席(1979—1995)博耶(E.L.Boyer)在20世纪80年代主持的一项对美国大学学术工作的调查发现,在美国现有的管理制度与文化下,产生了严重的“重科研、轻教学,两者相互割裂”的倾向。针对这一问题,博耶从学术自身的内涵着手,将学术的定义拓展为:发现的学术(scholarship of discovery)、教学的学术(scholar—ship of teaching)、整合的学术(scholarship of inte—gration)和应用的学术(scholarship of application), 四种学术之间并不是独立的或者是单向影响的关系,任何学术之间都存在相互促进的可能。具体而言,发现的学术是指探究新问题、增进新知识的学术;教学的学术则是探究知识传递的方式、方法以及培养学术接班人;整合的学术是指学者们将自己研究领域内的知识同其他领域的知识结合起来;而应用的学术关注将知识同社会发展和人类的生活结合起来,促进其发展。博耶的学术观对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他将“教学”工作从一项个人的、经验性的工作提升为一种学者共同体内部需要共享、交流和探究的学术性的工作,不仅提升了“教学”工作的地位,也改变了人们对于“大学教学”性质的认识。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领域引入了私人部门管理方法和相关理念,对于这一现象,有学者称其为“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或“新管理主义(new managerialism)”。前者强调它在管理方式和技术层面带来的变革,后者则认为它在文化甚至意识形态层面都产生了影响。这一思潮的特点被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减少官僚式的规则和服从;强调管理活动优先于其他一切活动;监督工作者的表现(同时鼓励他们进行自我监督);强调财政或其他目标的达成;发展新的公开审计服务质量的方法;发展出服务的半市场式竞争。具体到高等教育领域,不仅在管理制度和方式上进行聘任和评估,强调产出和目标,而且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审计与怀疑的文化,将原本属于专业人员和学者的权力转移到了管理者或者学术管理者手中。
同时,大学教师开始关注最小化成本、最大化产出、进行竞争、满足需求、适应变革。他们运用自身积累的社会资本,积极寻求各种物质资本,进行生产、管理和决策,同其他的机构和学术工作者进行合作或竞争,生产专利和技术等学术产品,促进经济发展。有学者称这样的模式为“学术资本主义”。
新管理主义和学术资本主义这两种思潮根本上都是高等教育管理方式对时代变迁的理论回应。而克拉克(B.R.Clark)的“协同三角理论”为探讨管理方式的变革提供了分析框架。他认为,高等教育体系处于政府、市场和学术权威三种力量的协同制衡之中,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中这三者的力量强弱并不相同,不同历史时期也有所改变。中国当前的聘任制改革,也对这三种体系之间的力量博弈产生了影响,这三种力量在变迁中趋衡的过程也正是促使学术工作新特征形成的根本原因。
三、中国高校的教师聘任制改革
为确保高等教育的质量,中国高校教师的聘制改革正在以上各种思潮的影响下迈开了步伐,1998年大部制改革开始,大学教师事业单位的“铁饭碗”逐步回炉重铸。同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实行教师聘任制”。其后,1999年《关于当前深化高等学校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用2—3年的时间在高等学校全面推行教师聘任制,实现由‘身份管理’转向‘岗位管理’。2000年《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在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对这一规定进行了细化指出:“进一步强化竞争机制,改革固定用人制度,破除职务终身制和人才单位所有制,按照‘按需设岗、公开招聘、平等竞争、择优聘用、严格考核、合同管理’的原则,在高等学校工作人员中全面推行聘,(聘任)制度。”2010年新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一2020年)》重新强调:“全面实行聘任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确立科学的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具体到学校层面,各高校可以当合自身现状,制定具体的聘任方式,并决定其进度。
中国的高校教师聘任制改革改变了学术工作的物质基础和制度环境,从而产生了诸多影响。有学者在对高校教师进行实证研究中发现:新聘任制强调研究成果发表的数量以及研究经费的获得,对大学教师的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压力。大学教师比较倾向于从事教学和研究活动,对行政、服务等相关活动也会有所涉及,但是比例不高。一部分教师被迫牺牲私人的生活以及个人的工作兴趣来换取时间,完成评估和聘任的各项要求。还有一些教师周旋于学术工作的制度要求和自我要求之间,试图平衡两者的矛盾。另外也存在一部分仍然依循个人偏好和兴趣进行工作的教师,因为达不到聘任的要求,他们的物质回报和发展机会都受到局限。在这样的制度变革下,大学教师的工作满意度不高,特别是在物质回报和环境支持方面较低,直接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发展。
四、研究发现
随着高等教育机构的日益庞大和多元,同样从事学术工作的大学教师在工作的内容、性质、时间安排等方面出现了分化和差异。比彻(T.Becher)把这种情形比喻成不同的“学术部落和领域”。而克拉克则称这些不同的领域为“小小世界、不同的世界”。在对中国高校聘任制改革下的学术工作进行分析的过程中,三种重要的差异和分化从政策文本和数据中凸显出来,成为我们对学术工作进行分析的主线。它们是:机构的分层与分割、学科间的分割以及职业地位的分层与分割。
1.学术工作在机构间的分层与分割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机构的数量也不断增加。而“211工程”和“985工程”的实施,实质上是国家采取的重点建设和资助策略。这一策略使得高等教育机构间的差异拉大。形成了从“985"高校到“211”高校再到普通高校的金字塔状的结构。
表1 不同机构类型大学教师工作时间分配(%)
项目
| “985” 高校
| “211” 高校
| 普通高校
|
教学时间比例
| 39.12
| 44.76
| 55.91
|
研究所时间比例
| 36.26
| 33.29
| 24.26
|
服务时间比例
| 9.05
| 7.77
| 8.67
|
行政事务时间比例
| 9.27
| 11.07
| 10.56
|
其他活动时间比例
| 6.61
| 5.17
| 6.73
|
聘任制改革的首要特点是强调科研产出,包括文章发表和专著出版等方面。表1呈现的是本研究调查的大学教师工作时间分配在不同机构类型间的均值。不难发现,所有类型的高校中,大学教师都把大部分的时间用在“教学”和“研究”两类工作中,”服务”和“行政事务”的比例明显较少。而越靠近金字塔顶端的高校,教学时间的比例越低,研究时间的比例越高。而对各个高校的政策文本进行分析时发现,每所高校对于“服务”和“行政”等事务的定义并不一致,因此,在调查的数据中,服务、行政和“其他”活动的时间因为理解的不一致也没有呈现出明显的特征和趋势。
处于这种金字塔形的结构顶端的高校在资金支持、学校声誉和生源质量上都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同时,这种优势使得它们能够吸引到最为优秀的学者。也有助于学者申请到纵向课题。纵向的国家级课题多是基础性的研究,因此课题研究的成果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可以以期刊和专著的形式发表和出版,同时获得同行的认可。
但是层级越低的高校,在资金、声誉和生源方面的优势越小,学者们申请到纵向课题的机会也不多,且大都是纵向课题中较低层者。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获得更多的科研经费,高校鼓励教师更多地参与到横向课题的研究中去,按照横向课题资金的多少来对教师工作的成效进行衡量。因为横向研究多为应用性研究,主要为企业服务,学术价值不高,研究成果很少可以发表或出版,在教师评估中体现不多,因此横向课题的地位较纵向课题低,只有达到一定金额的横向课题才会被高校认可。
处于底层的高校,无论是横向课题或是纵向课题都竞争不到,教学便成为主要的资金来源。同时,这类学校中的学生平均资质较差,在智力、基础、学习方法和兴趣上都不占优势,因而教学工作要求教师有更多的投入,甚至要先进行中学的补救教育,才能顺利进行大学阶段的学习。而大部分高校聘任制的文本对课堂教学多是一些课时量和较易达成的学生评教的要求,因此教学成为学术工作中要求最低,不具竞争性和挑战性的工作。
综合言之,不同机构类型的学术工作存在着分割,这种分割与机构自身的分层相结合,最终形成了学术工作的分层。 “985"高校最容易获得高级别的纵向课题、资金支持充裕的横向课题和最优秀的学生,而普通的高校则很难申请到高级别的纵向课题,在横向课题的竞争中也处于不利地位,课堂教学由于学生基础有限,且师生比低而占据了教师大部分的时间。这种机构分层、工作分割最终导致不同学术工作之间也出现了地位的分层。较低层级的学校为了提升自己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倾向于模仿更高层级学校的学术工作方式。无论何种类型的学校,都将纵向课题和论文与专著等成果的发表置于最重要的地位,而放松了对课堂教学的要求。
2.学术工作在学科闻的分割
大学教师聘任制改革的第二个特征是对研究课题以及课题经费的要求。各高校的聘任文本中,都明确了对研究课题及其经费的具体考核标准。但对于不同学科类别的教师,考核的标准有所差异。学科间的分割具体体现为考核标准的多重性和选择性。例如,B大学③和D大学④明确区分了文科(哲学社会科学)和理科(自然科学)教师的考核标准。对两类学科的教师在纵向课题级别、论文数量和作
者署名、横向课题经费数额、教学获奖级别等方面的指标都进行了区分。
横向课题强调知识的应用性,而纵向课题强调基础知识的研究,不同的学科和研究领域可以根据自身的知识取向找寻不同的机会与资源,呈现出学术资本主义的特质。例如,工科因为具有较强的公共性和应用性,在纵向课题和横向课题的申请中都具有较大的优势;而社会科学,如教育及社会学的研究公共性强,易获得政府部门政策研究课题的资助;计算机这类学科应用性强,易获得横向课题的资助;而应用性和政策性都较弱的哲学等学科便在课题的申请和资助中处于不利地位,难以透过应用研究开拓额外资源,只能单一申请纵向的基础研究,资源处于最匮乏的状态。虽然新聘任制改革强调纵向研究,但对于“211”以下的高校,获取横向研究的资源亦不失为开拓研究课题经费的重要渠道。故此,在努力争取国家级的纵向课题以外,不同学科的性质决定了它们获取不同资源的可能性,呈现出学术工作在学科间的分割。
3.学术工作在职业地位间的分层与分割
学术职业内部存在职业阶梯,一个学者在职业阶梯上的层级和地位是由教师评估和晋升机制决定的。中国长期采用的是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四级职称体系。许多学者认为这样的评审制度实质上是一种“身份评审”,因为职业地位决定了学术声誉、薪酬水平甚至是工作内容和方式。
为了进一步分析职业地位与学术工作之间的关系,本研究梳理了各个高校的教师岗位管理文本。高校将其工作岗位分为教学科研岗位、专任教学岗位和专任科研岗三种,但只有专任科研岗的教师有机会评为教授并且获得无限期的聘任。E高校的管理体系把教师分为教学科研并重型岗位和教学为主型岗位。这里“教学为主型”的岗位是担任公共课教学的教师,其他教师自动成为教学科研并重型岗位。较“教学科研并重型”岗位而言,“教学为主型,,的岗位没有设立教授职称。@而在这几种岗位的比例上,“专任教学型’’和“专任科研型”的名额都比较少,大部分的教师还是“教学科研并重型”的岗位。众多高校的制度文件中我们不难发现,注重研究的教师有更多的晋升机会。
表2 不同职称大学教师工作时间分配(%)
项目
| 教授
| 副教授
| 讲师
| 助教
|
教学时间比例
| 39.14
| 48.12
| 50.46
| 52.17
|
研究时间比例
| 37.11
| 31.49
| 29.28
| 20.30
|
表2的调查数据表明,随着职业地位的升高,教师们将更多的时间投入“研究”工作中,而“教学”工作的时间比例却随着职业地位的升高而降低。也就是说讲师和助教承担了更多的教学任务,而教授和副教授的教学时间较少,研究时间较多。
此外,报章上对于“教授不上讲台”和“青年教师,,等问题也进行了大量报道。2011年初,《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教授,教和研谁重要?》,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教授不愿意上讲台,青年教师即使身在讲台,却心系科研”这一问题。一方面,各个学校都让青年教师承担大部分的教学工作,而让教授和副教授投入更多的时间进行科研。而另一方面,教学在晋升和考核中的比重很低,青年教师若想发展,要在完成大量的教学任务之余,挤出时间进行科研。过多地关注教学,就会有“被边缘”化的危险。
从以上的数据和文本资料分析可以发现,只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无法获得较高的职业地位,而同时,职业地位较高的教师也都更偏重科研。在这种职业的分层体系中,不同层级对学术工作的侧重不同,这反过来又加剧了学术工作自身的分层。无论是资深的教授和副教授,或是讲师和助教,都认同。“在高校混,一定要有科研”这一观点,都不愿意花时间投入教学的时候,学术工作内部的层级地位就非常明确了。
五、结论
参照博耶的学术观对中国当前的学术工作进行分析,“发现的学术”主要体现在科研活动之中,中国以课题的形式进行科研活动的管理和资助,强调知识发现的课题多是国家或省市科技主管部门拨款的纵向课题;“教学的学术”体现在课堂教学、研究生培养等环节,以学生的发展作为最终目标;“应用的尊术,则更多地体现在横向课题活动及社会服务中;横向课题是指企业出资,为了解决企业运营中的实际问题而进行的课题,研究的问题应用性较强,研究工作向出资的企业负责,社会服务在聘任制改革中少有重视;而“整合的学术”在中国大学教师的工作中虽然有所提及,但其重要性并不明显。整体而言,中国的学术工作在新聘任制改革下,单一重视发现的学术,教学的学术及应用的学术均处于较边缘的地位,整合的学术有待进一步发展。
同时,学术工作在不同层次的机构、学科和职业地位中的分隔,最终导致了不同的学术工作之间也出现了地位的分层。金字塔顶端“985”高校的学术工作模式成为下层高校提升自身地位的风向标。应用性与公共性较强的学科占有各种有利的资源。在这样的层级体系中,较高层级的机构、有利的学科和高职称的教师都优先关注纵向课题和成果的发表,横向课题则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教学则成为“没有更多时间和精力”甚至“不愿意花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的工作。因而,学术工作之间统一、协调、互助模式被打破,也形成了自上而下,从横向研究到纵向研究,再到课堂教学的分层和分割的状态.
六、讨论
这样一种分层与分割的结构是否有利于学术工作的发展?洪堡认为“研究是最佳形式的教学”,强调研究的教育意义。而博耶提出“教学是一种学术”,凸显了教学的研究意义。虽然学术工作的历史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洪堡和博耶对于学术工作统合性的强调并没有变,他们都结合所处时代的具体特征,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学术工作整体性和一致性的重要意义。而当前中国学术工作这一分层与分割的状况,是与学术工作这种协调统一性相悖的。
学术工作分层与分割状态的形成,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克拉克的协同三角理论认为高等教育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受到政府、市场和学术权威三种力量的牵制。但当前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中,三者对学术工作不同方面的牵制力量强弱不均,从而导致了这种分层与分割状态的形成。具体而言,依靠权力运行的政府强调基础性的纵向研究以及论文和专著的发表,因为它掌握学术研究的方向,确保知识的产生。依靠交换运行的市场体系关注应用性的横向研究,因为研究成果具有实践导向和交换价值。而高等教育教学工作最大的受益群体是学生和用人单位。但受到教学效果的内隐性、延迟性和多样性的影响,教学很难形成一个灵敏有效的反馈机制。同时,学生和用人单位对于高等教育体系没有形成直接的、强有力的影响,教学工作只能依靠学术职业群体内部长期形成的文化和共识进行约束。也就是说三种学术工作分别处于协同三角的不同位置,纵向研究和论文发表接近政府一角,横向研究接近市场一角,而教学位于学术权威一角。
实践中,三种学术工作的地位差异也反映了中国当前三种力量的强弱差异:依靠权力运行的政府力量最大,其次是依靠交换运行的市场,最后是学术权威的力量。但学术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决定了其自身的良性发展必须建立在各个部分相互促进和协调统一的基础之上。因此,确立拓展的、完整统一的学术观,并在相应的制度建设中予以保障,是中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当务之急。
【作者简介:卢乃桂 香港中文大学伟伦教育行政与政策学讲座教授,香港教育研究所所长;李琳琳香港中文学教育行政与政策系博士研究生;黎万红 香港中文大学教育政与政策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