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日报 2010-05-03
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家园，21世纪世界大学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后，共同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是如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5月2日，全球120多位大学校长齐聚古老而现代的南京，共同面对大学教育质量这个古老而现代的话题。
大学必须能为毕业生积蓄新的技能、广博的知识基础和一系列素质、能力，以应对一个更加复杂和相互依存的世界。而这些能力究竟栖居在教育过程的何处?培养出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提高大学教育的质量，世界一流的大学校长是什么思路?我国重点大学的校长又如何认识?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和发达国家的大学有什么异同?
此次论坛群贤毕至，来自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背景的校长和企业家们坦诚交流，共同“启迪领导智慧，憧憬大学未来”。
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教授：中国本科教育缺什么
从2004年开始在教育部的支持下，我和我在耶鲁大学的同事们非常荣幸每年可以接待来自中国超过30位大学校长、副校长还有行政管理人员，举办一个年度教育领导力和改革的研讨会。这些年来，我们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借鉴美国综合性大学的通识教育模式，对中国的本科教育进行改革。当然，改革必须是一个渐进的、创新和适应的过程，肯定不是一个生搬硬套的过程。
通识教育的模式对中国有什么意义?大学课程和教学法的改革将有助于推动中国的发展，为什么呢?举一个例子，在二战后的40年间，日本的经济发展速度远远快于美国，但是在1990年以后，日本的经济有15年停滞不前。人们通常认为是金融政策的问题。但是深层次的原因在创新人才。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经济增长动力是靠很高的储蓄率以及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种竞争优势在9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以后不复存在，而软件和通信方面不断的技术创新，使得美国获得了决定性的生产力优势。现在我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界已经认识到创新能力不足这个问题，所以政府和大学都将创新作为一个核心目标。
要培养创新人才，中国的教育体系要鼓励学生能够进行创造性的、独立的思维。经济的发展需要大学创建能够鼓励创造力和独立思维的课程以及教学法。如何发展基于创新的经济?大学培养的人需要有广泛的视野，能够进行独立和原创的思考。
目前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缺乏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一，就是缺乏跨学科的广度；第二，就是缺乏对于评判性思维的培养。
绝大多数亚洲的学校和欧洲大学一样，本科教育是一个专识教育，学生在18岁的时候就选择了自己的终身职业，之后就不再学别的东西了。中国学生学习中把注意力放在对于知识要点的掌握上，不去开发独立和评判性思维的能力。这样的模式对于培养一些流水线上的工程师或者是中层的管理干部可能有用，但是如果要培养具有领导力和创新能力的人，那就不足了。
美国的本科学生在头两年会尝试各种各样的学科，然后会再选择一个学科进行学习。对于多个学科的接触，使得学生有能力去对付一些新的，从来没有碰到过的问题，对不同学科的接触会有不同的视角，这样一种跨学科的广度，能够使他们有能力以创造性的方式解决新的问题。中国有许多的一流大学已经开始借鉴通识教育的模式，比如北大的元培计划，复旦大学所有的学生在第一年都接受公共学科的教育，之后再去选定一个主科，等等。
比广博的视野更重要的是学生应该有能力去接受知识，运用知识重新评估已有的结论并得出新的结论。在美国教育史上曾起过重要作用的、1928年的《耶鲁大学报告》中提出一个观点：“头脑的纪律和头脑的家具之间的区别”。学生获得某一个专业的知识，就像头脑里装进了一件家具，但是这个家具在一个迅速变革的世界当中，从长远来讲并没有太多的价值。学生最后在事业上取得成功，需要的是头脑的纪律或者说思考的框架，而不是一件“家具”，让他们不断适应变化的环境,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培养这样习惯，需要学习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学生需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能够主动进行立论、辩论或者对于自己的论点进行修正。
要培养学生挑战教师、独立思考的能力，教学风格的改变相对于课程改变来说更困难。即便进行了小班授课也不能够保证学生就一定会进行互动式的交流。教师应该采取新的教学模式，鼓励学生进行主动的思维，让学生能够挑战彼此，挑战教师。因此，培训教师非常重要，让那些国外学习过的人回到中国大学教书，他们会更加愿意采取跟学生互动的方法来进行授课。此外，加强世界各国大学之间校际交流，西方国家到中国学习，或者是亚洲学生到国外去学习也会加快这一个过程。
英国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教授：人是大学最关键的资源
大学就是关于人的，大学的质量是由在大学工作的人的质量所决定的，教师和学生的素质决定了大学的素质，除此以外大学也需要优秀的学术人才，因为他们进行原创性的研究，为学生和同事树立起高标准，并且鼓励他们从事优秀的研究和学习。
每一个大学的校长、教务长还有系主任，他们重要的责任就是要吸引和留住人才，怎么做到呢?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重点。但是要吸引人才,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支持环境。人们除了关注待遇以外，更重要的还是他们需要获得激励。一旦我们吸引到了人才，我们就需要去思考怎么帮他们实现自我的发展，特别是那些年轻的教师和研究人员。要帮助他们发展他们的研究生涯，比如启动研究、出版文章等，这在他们的学术生涯发展过程中很重要。对于研究生来讲，我们要给他们严格的学术培养，提供实践机会。我们的大学非常重视研究生的实习，一旦他们找到了实习的位置，我们的关注重点就从学术培养转移到评估，评估他是不是真正有能力。通过这些方式我们可以选择最好的人才，以保持我们最高的标准。
为了成为一个顶尖的起领导作用的国际化大学，我们致力于吸引多样化的人才。要开展跨学科的研究、要开展高层次的研究、要培养好的学生，我们需要来自于不同国家、不同背景、不同性别的教师和研究人员。我们40%的教师和研究人员来自其他国家，其中德国、中国的老师比例最大，而且这一比例自2003年以来不断地上涨。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国际化的牛津大学，能够有更多的国际化的教师和工作人员来工作。不同的学术背景和不同的文化背景有利于我们开展研究，可以帮我们提高教育的质量。
除了吸引高质量的教师研究人员以外，我们还要努力吸引高质量的学生。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清晰地讲述我们可以给学生提供什么，从而使学生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挑选学生的过程既注重他的学习，也注重他的潜力和才能。我们会对学生进行面试，通过面试老师决定是不是接受这个学生。挑选学生对于我们培养一个良好的教学环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教育的目标和很多名校的教学目标一样，是使学生可以分析问题、有思辨的能力、能够学以致用、能够将知识用于解决问题，我们希望培养卓越的、有探索精神的、有终身学习能力的学生。做到这一点，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办法。在美国有很多的大学开展通识教育。英国则相反，英国的中等教育本身非常专业化，高等教育也非常专业化。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不仅取决于课程的内容，同时，也取决于传达的机制。在牛津大学，我们的本科生会进行独立的学习和研究，有一些非常小的小科教学。我们有一些每周几个小时的，一对一或者是一对二的教学，非常有针对性。这种体验对学生非常重要，学生没有办法回避，必须直接面对老师的挑战。这使得学生养成自我学习、自我激励的习惯。
这种一对一的导师制度是牛津一个非常特别的优势，但这是非常昂贵的一种教育制度。坚持这样一套制度，我们面临很多财务方面的压力，但是我们不会放弃导师制，因为这是牛津、剑桥的传统，而且是我们真正的教育优势之所在。我在中国看到很多全新的大楼和实验室，牛津在这方面肯定已经比不上中国的大学了。我们可以牺牲其他的东西，可以停止建设楼盘，停止投资设备，但不会放弃导师制。牛津不会牺牲人这一个最关键的环节。教授是大学最关键的财富。
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国情，大学有自己的特点。如何更好地吸引人、培养人，没有统一的方案，需要因地制宜，每个国家的大学也应该自己选择合适的方式。此外，大学要有一个高度动态的健康的生态系统来维系整个大学的环境，在这个过程中，自由选择权对学生来说是非常关键的。
其实，学术环境不仅仅在教室中。学校在培养人才的时候，需要开发各种各样的让学生彼此学习的工具，校园社团活动也非常重要，包括戏剧、音乐、体育等等，这些活动使学生有了学习新技能的实验室，在这里他们可以继续一些和自己的学术兴趣不同的兴趣。
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汉尼斯教授：如何衡量和培育大学的卓越
我想说的题目是关于大学评估和培养卓越人才。我选择卓越而不是用质量，因为卓越是大学的一个核心价值观，大学要努力实现卓越。对于不同的学院来讲，卓越意味着不一样的含义，比如以本科生教学为主的学院，就应该把本科生教学做到卓越。研究型大学、培养职业人才的大学卓越的含义都不相同。
清晰定位一所大学的使命非常重要，有助于我们理解什么是卓越。很多大学会好高骛远设定一个永远不会实现的目标，在我看来，首先应该做自己能做到的事情，然后再为未来的扩大设定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世界上只有一部分大学能够成为顶级的教学和研究型大学,因为全世界优秀老师数量是有限的，而且优秀师资的争夺非常激烈。建立起一个顶级的大学，需要很多资源，如果你看一下一些著名大学花在老师和学生身上的经费预算，就会发现并不是每一个大学都能够负担得起的。
斯坦福大学的卓越我认为体现在五个方面。首先是教师和研究人员的成果，包括论文、引文、著作等。其次是研究的影响，有很多好的研究，但是重要的研究并不多,重要的研究会影响他所研究的行业，也会影响同行，好的研究人员会影响他研究领域的发展。第三是奖项和同行评估,这是对于教授声誉最好的一个衡量方法,这个方法有些时候很主观,但很重要。在著名的研究型大学,25%的教师决定大学在某一个学科的影响力，当然这25%的教职员工的工作离不开75%同事的支持。你很难来预测一个35岁的年轻教师会不会成为一个明星教师，会不会成为一个大师，所以我们要选择招聘优秀老师，并且培养他们，帮助他们发展。第四学生的质量。老师的质量和学生的质量紧密相连，好的学生会来找好的老师，好的老师也会培养出好的学生，只有这样才能够建立一个名校。第五就是教学质量，我认为对于所有名校来讲，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好的教学和好的研究并不矛盾，你可以实现这两者，可能你要同时实现的话，你需要更多的资源，但是是可以做到的，斯坦福大学就做到了。在斯坦福每一个学科，每一个课程都会对学生进行调查，调查他们对教师的满意度。
决定一所大学是否卓越，另外还有五个次要的因素。首先是所获得科研的经费，如果没有经费的话是没有办法开展研究的。其次是设施，如果希望成为科学和工程或者是医学方面的名校，就需要有设施,也是非常昂贵的。第三是校友网络，校友网络会为大学提供直接和间接的支持、捐赠。第四是校友网络是否能够帮助提升大学的声誉。第五是稳定的经济来源，这对于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都一样，因为卓越是昂贵的。
大学通过研究和培养出的学生，改变这个世界，改变行业，改变政府，改变非营利机构，我们的大学会对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反过来这也会提升大学的质量和大学的声誉。作为大学的领袖应该如何来提升大学的卓越性?有几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是要有一个体系，能够保证自由的探寻和由教师所引导的研究，要由教师来决定他们研究的领域和研究的重点，当然可以通过研究经费的分配来影响研究方向和战略领域,但是具体如何开展研究，应该由教师来定，只有这样教师才有创造性，才有创新精神，大学很多创新是因为研究人员在他们感兴趣的领域开展研究。
第二个重要的因素，是任人唯贤，这是评价教师的一个重要原则。应该重视个人所做出来的成绩，不论资排辈。
第三，重视榜样的力量。贡献大的人，我们就把他们作为一个榜样，奖励他们在教学或者是科研方面的表现，也会成为其他人学习的榜样。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要承认卓越是有限的，大学不可能在所有的方面，每件事都做得非常完美，在每个领域都很完美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源。所以关键要找到重点。这个原则适用于大学内部和大学系统中的各个院校，在每个国家都是可以使用的。我们之前的一位教务长是一个工程学家，他有一句名言，说我们要把最顶尖的教师作为榜样，在我们擅长的领域做到世界一流。
卓越和公平是互不兼容的，如果说每个院校都是同等重要，每个系都同等重要那就很难在某个领域建立起卓越。因此我们要在卓越和公平之间做出一个选择，需要有重点地谋求发展。
奖励也是非常重要的，同行认可是一个很强大的系统，我们需要有一个内部认可的机制给优秀的教学以奖励。如果想要改变方向的话，也可以使用激励措施，激励一些教师转向新的研究领域。要实现卓越就要有领导力，大学是社会上最古老和最传统的机构之一，所以在大学变革是很难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对理工科的研究进行资助的时候,斯坦福大学作了许多非常重大的决定,比如把医学院变成了一个研究机构，并且把它从旧金山移到了主校区。这个研究机构后来诞生了两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物理学方面的研究中心也产生了三位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学校资助斯坦福工业园，它是硅谷的创始地。这些活动风险非常高，要实现卓越需要强有力的领导。
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厚基础，重实践，求创新
清华大学成立于1911年，近百年来，秉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培养了一批学术大师和学术人才。在人才培养上，清华大学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建校起到上个世纪40年代末，人才培养的典型特色是厚基础，特别是在梅贻琦担任校长时期，学校强调大学教育应在通而不在专，通识是为本，专识为末，并且开始在教育中倡导和实践中西融汇、古今贯通、文理渗透，成为清华教育理念重要的成果。
那个时期，有很多学生打完基础以后又受到国外高水平的教育，回到中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包括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等，我国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14位都是在清华大学学习过的，在其他方面的还有梁思成、钱锺书等等，都是在那个时候培养出来的。
第二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到上个世纪90年代。面对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求，这一个时期，清华强调重实践，把原有的重基础与重实践结合，使大量的学生在第一线脱颖而出。蒋南翔校长提出，大学不仅要给学生干粮，更要给学生猎枪，让学生自己具有获得干粮的工具。他提出学生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直接参加到国家建设的实际领域，在实践当中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那个时期的清华，因为院系调整主要是以工科为主，被誉为是工程师的摇篮，事实上它也是中国教育科学、产业和政府领导者的摇篮，今天有四分之一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五分之一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清华校友，大部分是那个时候培养出来的。
改革开放以后，清华人才培养的特色进入第三个阶段。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面对激烈的国际与人才竞争，在过去的厚基础、重实践之上，求创新成为时代提出的突出要求，也是清华即将进入新百年时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
我们要努力将学校各方面的办学优势转化为人才培养资源，服务于对学生的创新性的实践要求，把所有的学校能够利用的资源优势都转化为培养资源，都转化为提高学生教学质量的资源。首先，要发挥综合性学科布局的优势，我们的学科很全，究竟是为什么?实际上是为了给学生成长提供丰富的土壤。我们在工程科学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和完善了理学、管理、人文社会、艺术、医学等学科，目前清华有15个学院、55个系，为学生提供了多学科的成长环境。
第二就是要发挥前沿研究的优势，学生创造创新的空间是通过发挥前沿研究的优势来提供的。清华目前超过70%的博士生在学期间参加了两项以上的“863”和“973”的项目，近年来由于很多博士生直接参加这样高水平的活动，所以很多博士生在国际顶尖的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文章。
第三，是在师资队伍建设上，要充分发挥一流学者的队伍，为学生配备高水平的导师，我们的院士是全国高校最多的，但是这些教师如果不跟学生接触，不对学生面对面进行培养，那么实际上就没有把这样的优势转化为人才培养的优势，这些年来我们吸引了从海外归来的一些人才，特别是一些大师和领军人物到清华任教，我们特别注重使这样的师资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学生培养上。2003年开始搞新生研讨课，小班上课，15个人左右，以探索、批判性思维和研究为基础，注重师生之间的互动和教师的言传身教，现在我们的新生研讨课已经陆续开设了250种，先后每年有4000多名新生受益。
同时，我们还继续实施大学生研究训练的计划，由学生自己选择课题，在教授的指导下利用课外时间开展研究，现在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参与了这样的学生研究训练计划。比如说在去年荣获第11届全国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作品赛特等奖的作品就是源于学生训练计划。
第四，充分发挥国际交流的优势，开拓学生的视野。我们坚持国际化办学，目前已经做到了40%的博士生和25%的本科生在学期间有到海外学习访问的经历，还专门设立了基金，每年资助1500名研究生出国出境参加各种各样的学术会议，我们也积极地与世界一流大学联合办学。推动学生走出去的同时，积极聘请海外的研究学者来清华讲学授课。
我们有一个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清华学堂是清华建校的第一栋建筑，以此命名。这个计划首先为有潜质的学生创造一流的条件和氛围，作为一个领跑者在全校起到示范和引领的作用。领跑者不见得最后是冠军，但是有领跑者非常非常重要。这个班动态调整，适合的学生进来，不适合的也可以退出去，重要的是可以起到引领的作用，把速度和氛围都带起来。我们这个计划分成若干个班，都有著名的学者担任首席教授，比如说数学班的首席教授是丘成桐。这个项目还注重多学科交叉、人文素质和综合能力的培养。还有计算机科学实验班，学生们会参与到清华和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科学研究项目当中，与国际顶尖学者有非常多的交流机会，我们认为这样的环境研讨对培养学生的学术性视野和能力是非常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