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教育报 2011-12-26

时值岁末，回望2011年的大学改革，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社会公众还是大学师生，对于这一年校园内的种种改革举措，多了几分理性和包容。这是教育规划纲要进入实施阶段的第二个年头，改革蓝图中设计的各个试点项目，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之中。

这一年，高教专刊的“新闻/高教”版和“探索”版试图将目光瞄准改革大潮中的某一所大学，甚至其中的某一个学院。我们想向读者呈现的，不仅是发生在高校校园里的某个真实的场景，也包括我们对于未来大学改革的某种期待。

年终盘点之综合改革： “改革不需要轰轰烈烈”

（相关阅读：5月19日《教授何以治学：大学“最牛学院”考察报告》，7月7日《“80后”汕大：大学改革不需要轰轰烈烈》）

把一场本应在校园内完成的大学改革，演化为一幕幕全民参与的连续剧，筹建中的南方科技大学可以说是一个传奇。在媒体的过度曝光下，南方科大再想如何迈开大步，估计连举办者和主政者都会考虑再三。

基因科学发展到今天，科学家们也不太可能再制造出一个爱因斯坦。同样，社会如此关注南方科大，并不是相信其一出生就会是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更多地是希望看到其如何实现“教授治学”，如何落实“去行政化”。这也是我们报道中科大物理学院和汕头大学的原因所在。

中科大物理学院被认为很“牛”，不仅在于其10年来有10项原创性成果17次入选国际国内“年度重大科技进展”，也不仅在于其88位正教授有院士9人，地处中部城市合肥却10年来无一“流失”，更在于学院的各项工作教授都有发言权，领导反而要“夹着尾巴做人”。在这个“最牛学院”里，教授们认为自然科学研究“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能用民主票决的方式决定研究结果，同样也不能由上级来决定教授做什么课题；课题组年轻教授被明确要求45岁前别想“做官”，鼓励他们找到自己的科研方向，多争取校外和国家的科研资源；年轻教师可以有很好的平台，“团干部”也能有自己的科研成果发表在国际一流杂志。

“最牛学院”并非生活在真空里。院长刘万东抱怨常常“被行政化”：回老家经常被问及是什么“级别”，申报课题时带“长”机会就多，上级来检查更需要带“长”的出面接待。工资待遇问题，也常常困扰着事业有成的教授们。在报道里，我们没有回避中科大教授们的某些抱怨，我们更希望让读者看到，在社会普遍功利的当下，他们是怎样做到“学术优先”的。

2011年6月，加拿大籍华人学者顾佩华全职回国出任汕头大学执行校长。在中国地方大学里，建校30年的汕头大学也算是一个特例：一个没有任何欠债的地方大学，一个坚持没有扩招的地方大学。这所由华人首富李嘉诚长期资助的公立大学，重大事项学校董事会有最高决定权，学院院长全球遴选，财务报表定期向社会公开，所有行政人员没有对应的级别。汕头大学被称为“中国大学改革的试验田”，可以说，人们希望南方科大将要实施的种种改革举措，在汕头大学都能找到试验的胚胎。汕头大学的一位教师认为，教育不应是轰轰烈烈干革命，而应是细水长流的滋润。

我们看好汕头大学的未来。但遗憾的是，经历了30年的发展，汕头大学也难说已是国内一流大学，与国际一流差得更远。包括南方科大在内的希望跻身世界一流的高校，能否从汕头大学的试验中也有所体悟？这也是我们推出汕头大学报道的用意所在。

年终盘点之学科建设：“有所为，更要有所不为”

（相关阅读：4月14日《寻找地方高校学科建设的“发力点”》，6月23日《艺术学“自立门户”，综合性大学何为》

用一位大学校长的话说，经历了10余年的规模扩张之后，国内高校普遍患上了“发展焦虑症”。从近几年的争硕士点、争博士点、争百篇博士论文，到争科研大奖、争院士，都能看到这一症状。

学科建设是高校发展的基石。在各级各类大学普遍重视发展的当下，我们刊发苏州大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综合性大学艺术学科的报道，就是想传递一个观点：要有所为，更要有所不为。

2011年，苏州大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一下子增加13个，增长了2倍多，总数跃居地方高校之首。与此相对照的是，2006年的一级学科博士点申报，苏州大学却是全军覆没。为什么短短5年就能取得这么大的进步？苏州大学的经验值得许多地方高校借鉴。特别是对于那些由地方大学、行业大学等合并组建的高校，如何进一步进行资源整合，如何促进传统优势学科发展，如何从服务地方中找“位子”，首先要面对和解决好的就是学科建设。

著名教育理论家怀海特认为，大学不要设置过多的学科，尤其不能设立过多的学科“空壳”。普林斯顿大学不设商学院和法学院、斯坦福大学撤销建筑学院的例子，也常常被国内很多大学校长引用。但不止一位研究者提出，国内一些著名大学学科过多、重复建设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值得关注。对于包括苏州大学在内的处于爬坡阶段的地方大学来说，这种提醒也许并非多余。

据有关方面统计，目前全国共有1400余所高校招收艺术类专业学生，每10个大学生里就有一个学艺术的。2011年，艺术学从文学中独立出来，成为第13个学科门类，门下拥有5个一级学科。艺术学科该如何发展？有人看到了升级发展的契机，也有人看到了过度发展的泡沫。

艺术学“自立门户”之后，30余所高等艺术院校，13所综合性大学的艺术学院，分别在杭州和北京召开学术研讨会，主题都是艺术学科建设。会上有专家大声疾呼：不能有了设置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的权力，反而把艺术学科搞得很烂。其背后的深意，依然是“要有所为，更要有所不为”。

年终盘点之教师队伍： “中国评教授还是太容易”

（相关阅读：1月6日《“与世界一流差距最大的是教师队伍”》；2月14日《北科大：考核评价不再“凭印象打分”》）

涉及具体人的问题，永远是最复杂、最敏感的话题。大学教师队伍建设也是如此。

今年年初才尘埃落定的浙江大学教师岗位分类管理改革，一度被外界严重质疑：有人认为这是在呼应去年刚刚颁布的教育规划纲要，有做秀的成分；也有人认为这是为了回答“钱学森之问”，属于冒进之举。其实，这项改革从2008年就开始酝酿，和教育规划纲要和“钱学森之问”都没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关注浙大的改革，更多地是想推动高校的发展转型：从重规模扩张到重内涵发展。正如浙江大学杨卫所言，这些年高校的物质条件已大为改善，一些高校的硬件设施已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但教师的总体水平而言，与世界一流差得不是一星半点。

针对外界对“教授下课”的质疑，杨卫认为，国内评教授还是太容易了：在国外做助理教授，回国就可以做正教授；在国外做博士后，到国内就可以做副教授。类似的看法，北大生物学教授饶毅在质疑国内院士评选时也曾提到。“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如果国内一流大学教授的评价标准就比国外差了一个乃至几个档次，我们凭什么去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呢？

“为什么改革只拿教师岗位‘开刀’，不针对行政岗位进行改革？”这是浙大教师发出的疑问。类似的疑问，10年前在北大提出“非升即走”时也出现过。这一问题背后所反映的，是大学如何对不同岗位、不同学科、不同年龄段的教师工作业绩进行评价的问题。客观地说，这也是世界各国大学都会面对的一个难题。

“同为处级单位，后勤服务集团和教务处的工作怎么比？”这是另一所高校发出的疑问。北京科技大学过去的年终评价模式就是“领导台上讲，群众打打分”，不少教师抱怨年终打分的结果很不客观，一般都是“凭印象打分”。为此，北科大引进了“关键绩效考核法”，对内部考评方式进行了改革，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年终正是高校进行绩效考评的时节，北科大的做法能对大家有所借鉴吗？这也正是我们期待的。

年终盘点之中外合作： “佛在中国，还是中国的佛”

（相关阅读：4月4日《上海纽约大学：做高教改革的“鲇鱼”？》，11月7日《中德顶尖大学校长聚焦“协同创新”》）

入世10周年，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大为提升。入世10年同样给中国大学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一位中国大学校长说，10年前和国外一流大学校长一起开会，我们只有“听老师讲”的份儿；今天，大家可以坐在一起，平等交流办学中遇到的问题。

10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孩子走出国门，高中生出国留学的比例也在逐年上升。据留学机构统计，从2008年起，中国出国留学人数基本保持在24%以上的增幅，2009-2010学年中国赴美留学生增幅接近30%。与此对应的是，国内的中外合办教育机构在过去10年迅速增加，包括外语培训机构、中外合作课程项目、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等多种形态。从资本市场看，目前我国教育领域投资90%以上都是国外资本。

2011年3月底，第一所中美合作的上海纽约大学在上海陆家嘴正式奠基，还是引起了国内媒体的高度关注。这将是继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之后，又一所国外一流大学和国内高校合办的“不一样大学”。这或许是新一轮中外合作办学的开始，更多的欧美一流高校会通过各种方式进入中国市场。

“洋大学”就一定会受学生及家长欢迎吗？随着越来越多欧美一流高校进入中国，以及越来越多的国人走出国门，中国学生的眼光也会变得越来越挑剔。仅仅靠蓝眼睛高鼻梁的教师，靠全英文的教材及授课，已经不能作为“洋课堂”的代名词。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理念，越来越成为学生和家长追求的核心。

“我们也想在中国办一所高质量的分校，起码进来的学生不能是二本的分数。”2011年10月在武汉举行的中德大学校长会议上，主管对外合作的德国慕尼黑大学副校长孟丽秋说。慕尼黑大学2002年开始在新加坡设立亚洲分校，目前其国际学生主要来自中国和印度。

中外合作办学的基本原则是对等和互惠。有研究者指出，目前国内中外合作办学中有不少“乱象”：有的引进的是“野鸡大学”，有的成了国外大学招生的“托儿”，有的是靠洋人来装门面，有的纯粹是为了经济利益。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引进国外优质的资源？仅仅是为了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规则吗？

从汽车、家电、纺织、IT、化工等企业入世10年的发展看，本土企业的转型升级，更多的要靠自身的创新能力，中外合资只是提供了一个合作的平台。这也是我们寄希望于上海纽约大学做一条促进中国高校改革的“鲇鱼”，寄希望于中德顶尖高校通过合作“协同创新”的原因所在。

哲学家冯友兰曾用“佛在中国”（Buddhism in China）和“中国的佛”（Chinese Buddhism），描述佛教进入中国的演化过程。2012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外优质高教资源来到中国，相信中国高校会朝着“借船出海”的方向迈出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