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 源：《中国高教研究》 2012年第11期
【摘 要】：作为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科学技术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集中表达。20世纪晚期以来，国外高校科技研发的组织形态呈现综合、开放、协同等特色．知识、市场、国家等成为科技研发的多重驱动力量，而多元的评价体系及应用性研究导向则为国外高校科技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性基础。
【关键词】：国外高校；科技研发；组织形态；驱动力量；评价导向；启示
一、国外高校科技研发的组织形态
20世纪晚期以来，在新技术革命的背景下。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主导作用大幅增强，各国在强化科研组织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开始努力将高校作为重要的科学研究力量纳入到科研体制之中，从而使高校科技载体呈现出多元的组织形态，在科技创新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综合体。现代历史上以综合性“大科学”组织为载体的科研活动始于冷战时期苏联的大科学综合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始，社会的不断进步与社会问题复杂性的不断加剧致使科技创新越来越难以在单一的学科内部取得突破性成果。为此，各国高校为满足科学研究大工程、大项目的需要．纷纷优化人员结构，组建太军团、大综合模式的科学研究机构，实现成员间理论、技术、技能的互补、协同解决自然与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关键性问题。如日本京都大学在文部科学省的支持下组建物质一细胞合并系统基地。该基地的主要研究任务是运用生命科学、化学、材料科学、物理学等学科理论，阐明细胞和人工物质中存在的多分子构造的控制机制，开展干细胞等新科学领域研究。其研究人员涉及化学(应用生物有机化学、细胞生化学、药品合成化学、有机合成化学、固体化学)、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发生生物学、干细胞生物学)、生物物理学、神经发生学、工学、农学等学科。东京大学生命医学研究所汇集了来自医学系研究科机能生物学、分子细胞生物学、病因病理学，理学系研究科生物科学、生物化学等一系列专业的研究人员。德国柏林工业大学设置了人类一机器一学习系统研究中心、工业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生物技术研究中心、柏林工业大学宽频通讯工程中心、柏林公共医疗保健中心、国际地球系统分析中心、流体系统技术研究中心以及柏林工业大学铁路技术研究所、激光和生物医学技术研究所、柏林工业大学环境统计学研究组、建筑物维护和现代化研究所等综合性科技研发组织。
2.开放体。为提高高校的科技创新能力，国外众多高校坚持“走出去、请进来”的原则，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吸纳优秀人才。二战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始终把人才战略作为谋求国家发展的首要战略。美国一方面加强高端人才的自我生成，另一方面坚持人才立国战略，利用经济大国优势，高校通过国际间科学研究及技术合作，积极吸引国外优秀人才及全球精英到美国高校及其他部门从事科学研究，创造了科技、经济不衰的世纪神话。1990年，美国实施了专门吸纳国外人才的《H—IB签证计划，1998年又通过相关法案，吸纳了一大批在某些领域具有非凡研究能力的杰出人才。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等东亚国家也开始了由“吸引技术型”政策到“吸引人才型”科技发展政策的战略转换。日本在《80年代政策构想》中正式提出“科技立国”政策．政府通过颁布“2l世纪COE计划”及“人才计划”，鼓励高校、招揽国外杰出学者。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加坡、韩国政府经过多方论证后。进一步加大了引进国外高端人才的政策力度．资助国外优秀人才到本国高校开展科学研究。
3.协作体。科技创新往往需要依托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政府、企业等部门机构的积极合作这些机构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以协作体方式实现各部门、机构间的有机组合。国外高校及其他部门的科研协作多采取以下五种模式
第一，校企协作模式。在此类模式中，大多由高校、企业或两者共同提出具有广泛应用前景且社会亟需解决的问题，企业往往以项目形式招标．高校协助企业研究开发产品。如美国的赫克里斯公司与美国斯坦福、加州理工学院合作开发的“氧一电极”项目，福特发动机公司与犹他大学、鲁塞勒合金技术学院共同承担的硫磺酸钠电池电极与电解质项目。校企协作研发在国外中小企业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很多中小企业依托高校研究人员的加盟，将其研发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第二，校政协作模式。早在“二战”期间，美国高校即参与了政府引导的技术创新活动，如“曼哈顿工程”。二战后，美国政府力求将军事科研模式移植到民用科技领域，鼓励高校参与科技创新。美英日等发达国家通过设立一系列科学基金法案，以法律形式保障校政合作。
第三，校所协作模式。在构建高校科技创新体系时，国外高校高度重视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关系积极探索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分工协作机制，希望借助校外科研机构整合研究领域的优质学术资源。上世纪70年代后，国外高校开始与科研院所整台资源，积极合作，强强联手，就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创新问题开展广泛研究。
第四，校校协作模式。为增强大学的科研实力国外高校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高校积极开展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合作。东京大学生命雁学研究所是日本21世纪COE计划建设基地，此间，东京大学生命医学研究所与加州大学圣弗朗西斯科分校、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NIH)建立了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计划小组成员密切交流，实现尖端研究技术资源共享，基因信息相互变换，共同推进了研究事业的发展。
第五，综合协作模式。建立高校、企业、政府、研究所多元协作的互动合作机制，走“官、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是国外科研协作的又一方式。1986年12月英国政府启动联系计划，拨款2.1亿英镑用于高校、政府部门和企业开展科技创新及技术应用．1997年英国政府再次启动合作伙伴计划——“法拉第合作伙伴计划”，积投推动工程技术领域研究机构与产业界的合作。
4．创业体。随着高科技产业的蓬勃发展，许多国家的高校均把同企业联手建立高科技园区作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职能。迄今，国际上相继出现了一批举世闻名的高科技园区，像英国的“剑桥高科技园区”、法国的“索菲亚•安蒂波利斯高科技产业区”、俄罗斯的“新西伯利亚新技术开发区”、日本的“筑渡科学城”园区、韩国的“大田科技工业园区”等。美国科技工业园区大约有三种类型：一是由高等院校组建高科技同区，如1951年创建的“斯坦福研究园”；二是以企业为主创建的高科技工业园区，如波士顿128号公路科学工业园区；三是由政府牵头组建的科技工业园医，如北卡罗来钠州创建的“三角研究园区”。德国政府自1982年起先后建立了60多个具有本国特色的科学园区和80多个类似科技园区的科技中心以及风险投资公司，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二、国外高校科技活动的多重驱动
随着人类对自然、社会认识的不断进步以及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高新技术层出不穷。谁创造了新的知识领域，掌握了新的科技手段．研发出新的技术产品，谁就拥有更多的主动权。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在知识、社会、国家等多方力量的驱动下，国外高校科技研发取得了历史性进步。
1.知识驱动。知识作为国家在国际竞争和世界总格局中地位的重要标尺，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竞争的优势。随著新知识爆炸的不断出现，人工智能飞跃发展，商新技术层出不穷，人类社会生活不断变化，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人类社会进入崭新时代。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曾说，在信息经济社会里，价值的增长不是通过劳动，而是通过知识实现的。尽管知识是无形产品，但它具有与其他产品相同的职能。高校科技发展市场驱动的格局表明知识正以资本的形式在社会中得以确立，知识作为社会资本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在后工业知识经济时代，高校作为知识生产的专业化组织，可以充分利用其知识库与智力库，通过理论与技术创新．为社会提供服务性产品。恩格斯提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知识创是高校在社会系统中得以存在的基础和安身立命的保障。知识的社会化历程表明，知识已成为整个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社会发展的杠杆和桥梁。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主要源泉。高校在履行人才培养职能的同时肩负着创造知识的重要使命，特别是要生产富有剖造意义的科研产品。为此，国外主要发达国家纷纷确立提高自身科研竞争力的发展战略，尤其重视提高大学科技创新能力。高校通过科技剖新，创建工业园区开发科技产品，极大地满足了国家、社会及大众的需求，同时也缓解了高校科研经费不足的困难。
2.市场驱动。高校科技研发的市场驱动主要是指高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据市场运行规律，调整和修正高校与社会其他组织的关系，将传统的知识驱动逐步转化为知识与市场共同驱动。高校科技发展的市场驱动是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企业——市场是高校科研经费和项目的主要来源，企业提供的研究经费为高校科技创新注入新的活力，历史上，英国高校是最保守的学术机构，以“贵族”自居，高校与社会封闭隔绝。但在上世纪末叶，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高校纷纷进行变革。上世纪末叶，英国政府发布一系列皮书，旨在推动高校、研究机构与企业针对市场需求进行联手合作，加强高校与中小企业的扶持，推动中小企业发展。1997年英国启动法拉弟合作伙伴计划，希望高校与产业界密切合作，共担探索中的风险，共享创新成果。1998年，英国在《竞争的未来——实现以知识为动力的经济》白皮书中重申：传统的国家干预政策和单纯的市场机制已无法适应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因此，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应促进企业与大学的合作。2008年，英国政府又启动大学挑战计划，试图通过奖励、资助等方式，鼓励高校与企业一道共同开发前景广泛的科研成果。
3.国家驱动。国家驱动主要指政府及有关政府职能部门通过组织和实施一系列高校科技创新合作项目，制定一系列政策法规，设立各类“基金”等方式推动高校科技发展，以为国家发展服务。高校科技创新在国家社会发展、国际竞争中占据突出重要的位置，其创新数量、质量将直接影响到国家政治、经挤与社会发展，为此，世界各国政府纷纷以政府行为推进高校科技创新。从1993年到2002年这10年间，英国政府相继发布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白皮书，鼓励科技创新。1993—1995年连续出台《发掘我们的潜力：科学、工程和技术》、《竞争力：帮助企业取胜》、《竞争力：稳步向前》3部白皮书，2000年与2001年密集发布了《科学与创新》、《卓越和机遇——2I世纪科技创新政策》、《企业、技能与创新》、《科学与创新战略》、《变化世界中我们的机遇》、《为创新投资——科学、工程与技术的发展战略》等5个白皮书，表明政府对高校及企业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美国政府也非常重视高校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经济遭遇来自日本和德国的严峻挑战。为提高美国企业及产品的竞争力，美国政府采取了科技引导战略，制定了一系列舶法规措施促进科技进步，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拜杜法案》。为推动高校的科技创新2003年瑞典设置国家创新局，其主要任务是制定国家创新体系规划，实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对重点领域的应用性问题进行重点研究与开发，鼓励高校积极承接国家和欧共体的重大项目。开展跨学科和多学科协作，促进研发与转化之间的合作。日本政府为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推进高校科技创新，也制定、推出了一系列计划、举措，广为高校、企业牵线搭桥。1996年，日本政府出台了《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将科技创新视为国家科技发展的基本战略；1997年，提出《教育改革计划》，力促高校科学研究与产业界密切合作。在高校科技创新推行过程中，各国政府兼顾了多方利益，大力倡导并积极鼓励高校科技创新，充分发挥了自身的宏观调控职能，使高校克服了脱离社会实践需求的倾向。
三、国外高控科技评价及应用导向
科技评价是推动国家科技事业持续、健康发展，促进优化科技资源、提高科技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是推动高校科技发展的重要力量。科技评价关系到科学研究的质量控制，决定着科学研究的导向。合理有效的科技评价指标对于更好地激发科技人员的创新潜力、营造科技创新环境、促进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推进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1.论文发表及被引。科学论文的撰写与发表数量尤其是在国际重要刊物上发表科研论文的散量与质量是评价研究者研究能力、知识增长的主要标志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高等学校及学术研究机构的科研与学术水平，其数据的集合便是一个国家的科研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SCI、Ej以及SSCI的国际论文可以反映科学技术领域的最新、最重要的研究成果．表明基础及应用研究的水平。尽管建立SCI、Ei STP数据库目的不是为了科技评估，而是为了便于文献检索，但由于信息资料完整，逐渐为科技研究者和管理者所关注，成为国际公认的评价自然科学、工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的重要参数。
高校研究者学术论文的撰写与发表，可以从量的角度反映研究者、大学以及国家的科研、科技发展的水平；而被引次数的高低是科研论文质的重要指标。科研的创新性往往与被引、高被引用成正比论文被引量反映论文的质量尤其是研究中的创新程度。以伦敦大学学院为例，在2011年最新论文产出统计中。伦敦大学学院SCI论文数达到7426篇，SSCI论文数达到1728篇，Ei工程索引达到3300篇，在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居第20位。
2.科研项目。项目能够作为高校科技发展评价的指标，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项目、经费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水平的高低，因为项目的成功获得需要具备一定数量、质量的前期研究成果；二是项目的完成可以提供新的科技成果支持或成果转化；三是通过立项。可以提供高校与政府、高校与科研院所适时对话合作的机会：四是项目经费可以进一步促进知识创新与技术应用。所以，近年来，美、英等西方国家科技评估机构十分重视项目及项目经费。逐渐成为科技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
3.专利发明。专利及专利数量反映一所高校知识创新、转换能力，亦是其科学技术潜在经侪效益的体现，是衡量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志。高校的专利数量往往与高校的学科设置、学科特色、研究领域的前沿性、社会需求的回应程度等因素相关。美国政府及高校十分重视专利申请及获批数量。早在1920年，为加强专利管理，威斯康星大学成立附属专利机构——威斯康星校友基金会。1980年美国颁布《拜杜法案》旨在促进科技转化。此后．每年数以千万计的发明成果完成了专利申请，其科研成果的利用率达到70％。美国成为世界上科研成果转化最快、利用率最高的国家，牢牢地占据了世界经济龙头的位置；英国等国家也通过政府发布白皮书。出台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鼓励高校科技工作者申请专利，推进科研成果转化与开发，将英国科技潜力内化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
4.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成果转化是研发、创新活动的终极目标。科学技术只有转化成科技产品、带来价值。美国重视科教开发和成果转化工作，把技术转移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作为科研人员的重要评价指标。1970年，斯坦福成立大学校内技术转移办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简称OTL)。OTL的成立标志着高校自己也成为知识或技术转移的平台。
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出现“失落的十年”，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大学及科研机构缺乏创新机制，在创新与转化之间亦缺少必要的制度链接。为此，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为克服专利转化率低的现状提出推动“科技刨新兴国”战略，相继颁布了《科学技术基本法》、《大学等技术转让促进法》，旨在强化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为科技成果转化搭建平台。为落实日本政府鼓励大学创办高科技园区以刺激日本经济复苏的发展战略，日本文部科学省于2001年制订了关于聘请民间企业专家进驻大学的实施计划：“挑选民间企业中具有较强洞察商机能力的专家到大学长期开展工作：专家从民间企业中具有从事专利业务经验的人员中挑选．第一批将于明年派驻lO一20所国立大学；专家队伍今后5年将扩充到70名。”。该计划推动了大学高新技术的开发及科研成果产业化的速度，改变了大学科研成果不能迅速转化影响国家整体实力的状况。二战前，英国科技一直称霸欧洲，被誉为“科学帝国”；二战后，英国陷入“英国发现，美国应用”的怪圈。为此，积极推进知识应用与转化，亦成为英国本世纪科技政策的重要内容。
5．高科技园区。随着高科技产业的蓬勃发展，许多国家的大学均把同企业联手建立高科技园区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职能，此潮流兴起以美国斯坦福大学“硅谷”高科技园区的建立为重要标志。国外政府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非常重视高技术园区的建设，欧盟在评价欧洲国家科技进步时即推出两个新的评价指标：以从大学和研究单位剥离出来的企业数来衡量研究人员开发新经济活动的情况；在应用技术研究领域，突出强调产品的开发转让及专利的获得。由于美国等中西方发达国家极其重视多元化的科技评价，因此，即便是进行纯粹的理论研究，由于加强多方协作，仍然促进了高校科技创新及社会进步。
四、启示及建议
总结国外高校科技组织协调、综合等发展形态，分析国外高校科研组织的驱动力量，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高校科研组织现状尤其是即将展开的“2011计划”的总体设计及发展目标，我们应关注三个主要问题。
1.借助“学术协同”实现体制创新。“2011计划”明确提出要积极推动协同创新，鼓励高校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开展重大科研项目攻关。但协同创新是一个全面系统的综合概念，它需要从三方面加以实现：一是实现组织间的协同创新，大力推进校校、校所、校企、校区、棱际台作的深度融合，建成一批具有创新潜力的协同组织，突破高校内外的体制壁垒，活化人力、资源活力。二是力促组织内部学科间的协同，应该说，大学科研组织的规模并非是提高科技创新效能的决定性力量，但多学科的科研队伍却堪称协同创新的重要力量，故大学重要的科研组织应由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构成，多学科学者可以实现成员间理论、技术、技能的互补，提升研究团队的整体效能，以达成预定目标。三是探索体制方面的协同创新，即借学术协同创新之风，行组织开放之船，在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一总的原则基础上，参照国外董事会或理事会，吸纳政府、社会、企业、研究机构等部门的有识之士按一定比例进入高校最高决策系统，参与高校大政方针的决策及校长选举，使社会中的利益相关者有机会、有权利参与高校治理，改变中国高校董事会不伦不类的尴尬境遇，真正实现高校领导体制创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
2.借助国家政策突出市场驱动。就科学研究创新和发展而言，知识、国家、社会三重驱动力量缺一不可，一般说来，知识驱动是基础，国家驱动是重要保障，社会、市场驱动是高校科技创新的根本途径。但长期以来，我国高校与市场、社会双重脱节。一方面．高校高居象牙塔内不了解社会发展，不回应社会需球．基础理论及应用性技术得不到开发、利用以及企业的经费支持；另一方面，社会、企业依照传统的惯性思维与经验化生产模式，不重视、不尝试技术研发．长期低水平运行，产品缺少技术含量，难以占领国内外市场，更不必奢谈支持繁荣人类文化事业。基于此。我国当下应在实现国家直接驱动的同时，通过制定政策．颁布相关法律，及时引导，突出市场驱动，推进市场驱动，让社会、企业尝到合作的甜头．主动合作。
3.借助多元评价提高应用效能。国外科技评价具有多元性、讲实效、重应用等特点，值得借鉴。一是评价指标多元。在国外科研评价中．他们一方面以所出版的专著、发表的论文的数量多少作为学术评价标准，鼓励多出版、多发表；另一方面，以专利、科技成果转化数、高科技园区创建及成效等作为科研的应用性评价，不同的评价指标可以引导不同类型的高校凭借自身优势进一步获得长足发展。二是重科研实效。国外高校均鼓励出版或发表学术专著、论文，并据此评价学者或高校，但他们并不简单地以出版或发表论胜负，而是在评价中强调引用情况及学术著作的学界、社会影响力。三是特别重视应用性，注重专利发明、科技成果转化。专利及专利数量反映所高校的知识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是研发、创新活动的终极目标。国外政府及高校极其重视科研成果转化。美国是科技成果转化最快、最多的国家，因此雄踞世界经济龙头社会科技产品丰富。当然，在加强应用性评价时必须注意基础理论的学术地位，否则将影响可持续发展。
【作者简介】赵俊芳，吉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