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日报     2010-5-19

由“钱学森之问”引发的关于如何培养创造性人才的讨论，正在大学教学和管理等各个层面展开，并且在落实办学自主权、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已取得若干理论共识。从大学内部的人才培养方式上深刻反思过去这些年的大学教育，工厂化办学，机器制造式育人，偏重工具理性和结构化的质量评价，不能不说是导致有潜质的创造性人才过早扼杀或者难以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而近年来部分高校在本科阶段探索采用的导师制，因其合理借鉴玉器雕琢式中西方教育传统，也许是更加符合人才成长规律的培养模式，有深入分析探讨之必要。

导师应当成为大学老师的最高境界

古往今来，教育界内外对教师职责的论述层出不穷。对从事大学教育这一职业的人来说，由于对教育本质认识的不同，客观表现出以下三个差异，这里可称之为三种境界，或者说三个层次的追求。一为教员，只是把一门或几门课程上好，完成知识传授，给出成绩判定，领取该领的薪水。二为教师。成为大学教师，必须具有两方面的基本条件，一是学术水平高，具有标志性研究成果，二是师德修养好，具有很大影响的人格魅力。作为大学老师的第三个境界，也就是最高境界，就是成为学生的导师，以培养出“青甚于蓝”的学生为自己人生的最高追求，真正全面肩负起教书育人的职责。目前高校反复强调的全员育人，从道理上讲得通，但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很难落实，其结果很有可能是谁也不负责育人。我们大力倡导大学老师不能满足于做一个教员，不仅要成为名副其实的教师，而且要努力成为导师，正是为了进一步明确育人责任的主体，以解决多少年以后有的老师无从回答“谁是你的学生或谁认你是他（她）的老师？”的尴尬与茫然。事实上，每一个成功人士的背后都有一位或几位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上，在知识、能力传授及方法指导上给予其重大影响的导师式人物。钱老本人也不例外，他能成中国航天功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美国导师、世界超音速时代之父冯-卡门，早期在国内包括清华大学的叶企孙以及为他选派的王士倬、钱莘觉、王助三位导师的悉心指导、倾力栽培也功不可抹。

导师制接近人才培养本质规律

运用类比思维考察当下的大学人才培养，可以说，今天的高校更像一个规模生产的企业，培养人才的过程更像是批量制造产品而非个性化育人。由诸多教师按照事先设计好的图纸（教学计划），在流水线上一步一步加工零部件，最后总装成符合用人单位统一规格类型要求的产品（毕业生）出厂（就业）。和公共教育兴起以前的书院式教育相比，采用这样一种人才培养模式可能有利于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但对培养人特别是培养创造拔尖人才则可能弊大于利。培养人才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无视两个事实，一是人与人之间都有个性天资的差异，二是人才需求各各不同。最适合机械加工的对象是同质性材料，而不是人。不管材质特点如何，按照统一造型和尺寸进行加工，可以造出标准式的零件，但难以造就出适合不同行业、不同岗位需要的人才，更不能发挥学生特质最后培养出具有创造才能的拔尖人才。现在许多高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把很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放在课程建设上，正好似工人把比较多的精力放在提高零部件加工的精准度上。如此下去有可能导致许多教师和管理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建好一门或若干门课程尽管是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基础和基本环节，但并不等于说这就是培养人。我们甚至担心，这样的课程建得越好，等于某一“车间工人”工艺越娴熟，其对学生创造性才能的扼杀越快捷而浑然不觉。

在中西方教育史上，很早就有把人才培养和玉器雕琢相联系的类比思维。中国最早的一篇教育专著《礼记·学记》就有“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的古训，古希腊神话中也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富有想象力的皮格马利翁国王塑女成真的故事。虽然很久以来，这样的类比思维更多地是用来论证人需要接受严格的教育、教育人需要真情投入，但之所以较多地用琢玉这一行为而很少以其他行为来类比育人，是因为玉器雕琢的确和人才培养有不少相似之处。首先，人和玉皆有很大的可塑性。既然我们认定人人是可造之材，就可以设想每个学生都是一块形状不同的璞玉。只有经过精心雕琢、耐心打磨，才有可能成为最有风采的玉器。其次，雕玉和育人皆应无定式。玉器雕琢事先并没有统一的图纸。雕玉大师拿到一块玉石，先要观察它的色相、形状、色调布局，再来取势造型，因材施艺。高明的雕玉大师特别是要善于巧取天然，再通过琢和磨等环节，依色取巧，因石配工，使之形神兼备。与机器制造最大的区别在于，雕琢玉器的设计一直贯穿玉器制作始终，随时有可能根据材料的特点调整设计和制作思路。同样，正如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所以因材施教才成为千百年来教育教学的不二法门。由于雕玉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雕玉大师能否根据玉石本来的形状和材质进行巧妙而合理设计，所以，在育人问题上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导师制的建立和完善，充分发挥导师的重要作用。

完善导师制的三个问题

虽然我国传统书院式教育也有类似导师制的做法，但一般认为，不少高校试行的本科导师制是源于19世纪牛津大学的舶来品。作为一项正在我国试行的给每个学生配备一名合适的指导教师的制度，要得以顺利推行，仍然存在不少需要完善之处。当前有三个问题急待解决：

一是必须努力推行选课制及在此基础上的完全学分制。经过多年的争论和探索，特别是选课制的施行，学分制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正在许多高校从理论走向实践。但受制于传统教育观念的束缚以及来自于教育既得利益者的排斥，自愿选择专业、自主选择课程、自由选择授课教师仍然是许多有志青年的难圆之梦。当今时代导师制的推行，只有在完全学分制条件下才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如果导师的建议无法在完全学分制变成可操作的方案，那将大大降低导师制的效用。

二是尽快建立和教学系统相对独立的学工系统。随着学生对专业和课程选择权的回归，过去按照专业所在学院进行班级住宿和管理的模式将很难维系。目前在一些学校试行的书院制正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而进行的有益尝试。尽管这会给现行的学生管理体系运行带来很多过渡阶段难以避免的矛盾，但实现学工体系和教学体系的适度分离，正是为导师制发挥独特的导学作用留下合理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看，学生工作体系的功能将作为学业完成的保障体系，更多地承担起生活监护人的角色。

三是进一步明确导师的职责，完善评价体系。一旦较好地处理了与传统学生工作体系职能相互交叉的关系，导师重在导学的功能将很快凸显。作为学生学业领航人、职业规划人、成才把关人，导师的角色定位也将十分明晰。学生向何处发展，如何发展，不可能仅仅取决于导师的设计。因此作为导师，如何帮助学生正确认识自己、合理规划自己的学习生涯和职业生涯，乃至向用人单位推荐，就成为导师的主要任务。有无开展上述工作以及完成的效果如何，自然就成为评价导师的重点内容。我们对一个大学老师的评价，将不再单单从科研上对其进行学术评价，从授课和师德上对其进行教学评价，更重要的将要从人才培养上对其育人成效作出评价。另外，正是由于导师作为雕玉大师，对学生学业、职业生涯规划承担着重要的指导责任，所以对导师的选聘是一件需要认真对待的事。

如果上述配套制度相应建立起来，我们将会看到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出现可喜的“四大转变”。一是由标准化设计、流水线生产的模式向个性化设计、柔性化培养的方向转变；二是由主要对课程负责向对学生全面发展负责转变；三是由主要依靠课堂培养向课内外相结合培养转变；四是由强制宣讲式教育向漫步对话式教育转变。大学教育将会出现一个师生相亲、弦歌不辍的崭新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