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高教研究》 2019年第2期
摘要：世界一流学科是一个内涵丰富、层级多样、实践性强的政策话语，单纯依据学术评价标准指导其实践活动可能背离了“双一流”建设的初衷。在政策语境中，世界一流学科应当立足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面向科学前沿、国家急需和经济发展重点。同时，它还肩负着创新学术组织制度的使命与责任，并成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供汇聚资源的操作平台。在学术语境中，世界一流学科具有组织和制度层面的核心特质，主要包括求真创新的学术品格、和谐共生的学科生态、灵活多样的制度结构，以及立足区域、制胜全球的战略方向。回应当前的学科建设工作，办学者不宜直接将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指向目标学科及其所在院系，而应当在大学层面弱化学科组织边界，以“学科群”的方式构建有利于世界一流学科健康成长的可能性空间。
关键词：世界一流学科；政策指向；核心特质；建设方式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一个政策性概念，世界一流学科伴随着“双一流”建设方案的颁布被学术界普遍关注，并且被认为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必要条件”。笔者曾与周光礼教授于2016年初就“什么是世界一流学科”做了基本阐释，该研究以学科概念的科学界定为基础，分别从学术队伍、科研成果、学生质量、学术声誉、社会贡献五个方面阐述了世界一流学科的学术标准和实践标准。可以说，这种回答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和前沿性，不仅为世界一流学科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概念框架，还为“双一流”建设的有效推进提供了科学依据。然而，随着“双一流”建设的推进，以及对世界一流学科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笔者发现，仅从学术评价的角度来解读世界一流学科只是触及学科要素水平的部分特征，并不能揭示其在价值面向、政策使命、组织制度方面的核心特质。
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有关世界一流学科的研究成果不可谓不丰富，不仅从本体论层面探讨了世界一流学科的概念内涵、基本特征、影响要素等，还从实践论层面阐述了世界一流学科的建设经验、评价机制、成长路径等。然而，学术界对世界一流学科究竟指向什么却很少去讨论，这难免导致有关世界一流学科的研究源于不同的逻辑起点。倘若对世界一流学科所达成的共识还不够准确，或者对它的解释已经脱离了政策背景和时代要求，那么，一切以世界一流学科为主题的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将无从说起。因此，需要重新审视世界一流学科的思维方式和工作口径，结合“双一流”建设方案的基本要求，从组织和制度层面科学阐释世界一流学科究竟指向什么。
当然，近期也有学者对世界一流学科的“学科”概念提出了新的见解，如眭依凡教授和李芳莹结合“双一流”建设的背景对世界一流学科做了理性解读，认为世界一流学科绝非传统意义上的学科概念，而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具有知识贡献的研究领域。可以说，将世界一流学科的学科概念拓展至科学技术前沿领域，对于当下的研究和办学行为有着重要的创新价值和指导意义，但类似这样极具创新价值的研究仍然很缺乏。同时，如果继续追问——世界一流学科的“学科”概念仅仅指向“领域”吗？它是一个单一的概念指向，还是存在一种多层次、多形态、多结构的混合体？在办学实践中需要什么样的组织结构和制度来保障学科发展具有可持续性？显然，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科学有效地回答世界一流学科的政策指向、核心特质和建设方式，直接关系到“双一流”建设的有效推进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时代征程。
二、世界一流学科的政策指向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历史时期，为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奠定长远发展基础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同时，“双一流”建设方案明确了坚持以学科为基础的核心原则，即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以建设世界一流学科为前提和抓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世界一流大学肩负的政策使命和时代责任必然通过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移向世界一流学科。因此，笔者认为，世界一流学科首先是一个政策性概念，即便现在把它当作学术概念来分析，也主要是为了阐释“双一流”建设的政策指向和推进方略。
1. 世界一流学科应立足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国家重大需求和国民经济主战场。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作为高等教育领域的重大战略，“双一流”建设方案无疑肩负着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政策使命，通过构建国家知识创新体系来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因此，世界一流学科就不能仅遵循“学院科学”时代的学术发展规律——大学里的学科建设追求的主要是知识本身的价值，科学或学科本身就是目的，而是要立足社会实践问题来开展相应的基础研究，利用其平台优势整合企业、科研院所、社会组织等创新主体的力量，通过知识创造、引进、交流和应用等多种方式，将新思想与当前经济活动相结合，形成创新要素顺畅流动、高效配置的知识创新体系。
从当前入选“双一流”建设大学的实施方案来看，有相当一部分高校仍将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思路寄托于学科边界内的知识生产，并没有将知识传播、知识应用、知识汇聚结合在一起，形成创业的科学、产业的科学、开放的科学。旧有的思想理念难以在新时代、新征程指导办学者和管理者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宏伟目标。世界一流学科的建设唯有勇立世界科技创新潮头，才能赢得发展主动权，为国家重大急需提供技术支撑，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办学者可以参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所总结的新兴科技趋势和重点研究领域，结合学校自身的学科优势确定重点研究领域，以问题为导向，整合学科平台和学术资源，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2. 世界一流学科并非单纯的学科概念，在“双一流”建设进程中已然成为实现世界一流大学宏伟目标的实践平台。如果仅从学术评价的角度判定一门学科是否达到了世界一流的学术水平，那么以此为标准获得的“世界一流学科”正是从“学科”概念的要素层面来衡量的。然而，从世界一流学科出现在“双一流”建设方案的那一刻起，它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学科概念，而是一个带有强烈政策指向和实践性特征的行动概念。目前，学术界都认同世界一流学科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必要条件，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工作重心的转移，但这并不意味着“双一流”建设就等同于“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世界一流学科也只是一种汇聚资源、调整结构、创新制度的工作方式，其目的还在于通过有效提升学术竞争力来支撑世界一流大学和高等教育强国的实际行动。
事实上，从已颁布的“双一流”建设方案来看，世界一流学科已经成为各高校实现世界一流大学宏伟目标的实践平台。办学者均以建设“世界一流学科”为行动依据，采取一系列有利于推动学科发展的办学策略，具体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①建设世界一流学科逐渐成为办学者整合学术资源、构建学科群、调整学科布局的合法性手段，减少了利益不平衡造成的诸多阻碍，为高校实现学科战略提供了重大机遇。②建设世界一流学科逐渐演变为汇聚一批国际一流学者，吸引一批优秀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形成一支规模适度、结构优化、成效显著的人才队伍的工作。③建设世界一流学科需要学科组织和制度的调整优化，其核心就在于协调学部、学院、学系、跨学科研究中心与学科建设之间的关系，把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落实到院系，把管理中心下移到院系，切实赋予院系自主权。
3. 世界一流学科承担着优化学术组织结构、创新学科发展制度，以及激发基层学术组织活力的使命与责任。众所周知，一项学术政策能否得到有效的落实，取决于能否在组织和制度层面建构有利于保障学术组织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的规范体系。“双一流”建设方案明确提出坚持以学科为基础，引导和支持高等学校优化学科结构，凝练学科发展方向，突出学科建设重点，创新学科组织模式，打造更多学科高峰，带动学校发挥优势、办出特色。这充分说明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重点在于创新学科发展制度、优化学术组织结构、激活基层学术心脏地带。但从办学实践来看，各高校并没有将学术组织和制度的改革与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很好地结合起来。一方面，受困于当前“论文为王”的考核评价机制，高校普遍延续旧的学科建设理念，将办学精力投注在师资队伍建设和优势学科打造上。高校重视师资队伍主要是为了在绩效指标压迫下迅速提升学科知识生产力；打造优势学科则是为了借助原有学科基础实现政策周期内的考核任务。另一方面，尽管各高校也都基于学科布局现状凝练了相应的“学科群”（有根据相近学科性质形成的组合，如生物学与医学学科群；也有根据实践问题形成的组合，如农业高效用水与区域水安全学科群），但对于什么是学科群，以及如何通过学科群来推进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还缺乏比较适切的组织和制度创新。倘若办学者仅在推进世界一流学科的建设进程中提供了一个操作性概念，而没有从办学理念和制度层面支撑学科群的构建，那么跨学科研究和学科交叉也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
三、世界一流学科的核心特质
尽管世界一流学科的政策指向具有较强的时代性特征，但就学科本身的发展而言，它又在追求卓越的过程中形成了有别于非一流学科的组织特征。世界一流学科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多重集合体，它不仅体现在学科组织的结构、制度和文化等方面，还体现在大学组织层面学科发展的战略方向，以及学科与系统之间的关系。
1. 求真创新的学术品格。有研究者指出，除了从时空范围内获取横向指标数据来认定世界一流水平的学科之外，还存在以历史变迁的维度来审视学科的贡献，那些对科学发展做出绝大贡献的学科便是世界一流学科。如吉森大学李比希学派时期的化学学科，哥本哈根大学玻恩时期的物理学科，以及芝加哥大学帕克时期的社会学科。它们均以重大的理论创新推动了科学革命，培养了一批学术英才，无疑是当时全世界公认的世界一流学科，其求真创新的学术品格也成为历代知识分子仰慕的“精神领袖”。
世界一流学科本身就具有超越普通学科的灵魂和气质，怡然自得之间便能透露出学术生活的格调与操守；它面向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始终站在科学前沿探索一切未知领域。要想成为世界一流学科也必然具有面向全球的胸怀和眼界，也必然需要平凡而日常化的学科建设行动予以支持。唯有如此，学科才能真正踏上追求卓越的正途，而不至于最终仅仅获得“失去了灵魂”的“一流学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世界一流学科与非一流学科的差异并非那种单纯由学术绩效构成的“知识鸿沟”，而是在学科文化、研究视野、学术生活、精神品质上已经实现了超越，在学术制度、激励机制、治理方式等方面更加贴近学术成长的基本规律。仅从学科之间的关系来看，世界一流的学科拥有开放包容的精神气质，能够积极开展跨学科的研究，鼓励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生长；世界一流学科持有相互尊重的学术态度，能够超越学科文化之间的壁垒，实现学术人之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
当前，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已然成为众多高水平大学新的生存原则和发展动机，但过度量化的学术绩效考核易使学者疏于教育活动和研究使命而不自知，最终导致背离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初衷和一流学科的基本属性。同时，办学者也往往为了获得上级管理者的认可而采取简单的管理策略，想方设法通过突破弱势指标来提升学科综合排名。其后果可想而知：盲目追求学术绩效必然拉低了世界一流学科应有的学术品位和教育信仰，而这些被排挤掉的不可量化的内容往往是世界一流学科最为可贵的特质。
2. 和谐共生的学科生态。尽管学科组织在大学内部被划分成一个个边界明确的学术机构，且由于组织决策权力的划分而等级鲜明，但从本质上来讲，学科组织之间的关系是一张巨大的“知识网络”，组织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系统论角度来看，只有当学术组织呈现出有序的“学科生态结构”时，学科系统才会在自我演化的过程中更具环境适应能力，也更具学术生产力。处于学科生态系统任何位置的学科没有高低之分，仅有功能上的差异。只有学科组织各司其职，方能朝着和谐有序的学科方向生长。
世界一流学科的生成既反映了学科自身成长的规律性特征，也体现了学科系统自生自发秩序的“非计划性”特征。如厦门大学在学校层面并不存在农学学科的组织建制，但农学却成了该校进入ESI前1%的学科之一，其原因是该校能源学院、医学院、环境与生态学院、化学与化工学院、海洋与地球学院都发表了涉及农业学科的学术成果。显然，农学在ESI数据库中是按照一个学科门类来评估，而我国官方的学科评估口径是一级学科。作为一个学科门类，农学包含作物学、园艺学、畜牧学等9个一级学科，按照一级学科的口径来评估，农业学科便会产生9个一流学科。可如果按照一级学科口径来建设世界一流学科显然属于缘木求鱼的做法，这造成多所高校建设农学世界一流学科未果。
学科成长有其特殊的组织和制度空间，任何违背学术发展规律的建设行为都将以失败而告终。从排名结果来看，中国农业大学的作物学、植物保护、畜牧学等5个一级学科均排名第一，他们卓越的背后有一流的农业学科群落的支撑。当我们认识到学科群落的时候，学科本身也更加具有国际可比性。因此，认识世界一流学科不能因学科分类标准而固化视野，即便它是国家标准，也不能随意迁就。比较恰当的做法是从发展学术本身出发来探求世界一流学科的全貌，而非通过削足适履的做法来“迎评促建”。
3. 灵活多样的制度结构。制度相对于组织而言是一种行为规范和秩序的约束，是一个规范型的场域概念。制度创新的目的在于改革不合理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了改进组织的生产力，不同的组织需要不同的制度体系相配套，同样的组织则需要制度结构上的持续创新，这就产生了多样化的制度结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都曾是制度创新的先锋，它们先后开创了学院制、讲座制、学系制、学科群、研究生院等制度，并在办学实践过程中相互学习、逐步完善，最终形成一个能够持续自我改进的多样化的制度体系。灵活多样的制度结构能够有效激活基层学术组织的创新活力，并保障大学及其学科长期占据学术高峰。
然而，当我们还在一如既往地膜拜那些历史悠久的世界顶尖名校时，一波又一波年轻大学正在各大排行榜上彰显着它们强劲的学术竞争力。正如《泰晤士报高等教育》排行榜编辑菲尔·贝蒂所说：“要在数年间创造出能与百年大学争一日之短长的学府并不是不可能的事，维也纳医科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些老牌名校也往往被后发型国家的大学模仿或借鉴，它们根据自身实际探索适切的组织制度，并强势挤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领地。
事实表明，世界一流学科的成长不是“自古华山一条路”，而是“条条道路通罗马”。年轻高校有可能跨越式建成世界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其前提是通过制度设计选择恰切的学科布局、发展模式、特色战略。如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则基于亥姆霍兹联合会的学术传统形成了精干的理工科布局，而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秉承解决社会问题的办学宗旨，逐渐形成了社科类集群突破的学科发展模式。这也意味着后发型国家在追求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时，切勿盲目模仿成功的学术制度，唯有结合实际的制度环境，在历史传承与变革程度有效结合的基础上才能探索出有效的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模式。未来的学术高地仍然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年轻顶尖大学与传统名校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制度创新空间，谁优先创立了更加适合学术生态演化的制度体系，谁就会拥有更多的世界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乃至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
4. 立足区域，制胜全球。依据伯顿·克拉克的论述，学科组织既面向整个学术界及其人类共同体，又面向所属机构及其所在区域，但它首先面临的是社会责任和国家使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一流大学的众多学科都必须立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加强与政府部门的联系，积极参与复杂政策研究。事实上，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来看，特殊的实践情境往往具有较大的理论创新空间，能够激发研究者创新性地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方案，增强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对话与交流能力，这也是众多一流学科奠定学术声誉的有效方法。
一门学科因学科属性和机构所在地的使命差异，在研究问题的选择上可能有所不同，但最终都能够实现公益使命与学术贡献的完美融合。如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科，有别于欧洲社会学的理论性和抽象性范式，立足区域社会发展，集中研究芝加哥城市所面临的种族融合、移民融入、城市化等社会问题，为诊断城市文明社会病例，探索现代城市的规律与特性提供了科学有效的方案，并开创了被全世界认可的社会学经验研究范式。再如密歇根大学的机械工程学科结合底特律汽车产业的发展，与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等三大汽车公司建立合作关系，还联合了韦恩州立大学、奥克兰大学、爱荷华大学等共同服务于军用和民用地面车辆高保真仿真技术。很显然，上述两类学科都在研究区域问题的过程中获得了生命力，并始终保持区域范围乃至世界范围的学术影响力。
就人才培养而言，世界一流学科秉承“科教融合”的理念，将关心区域发展、研究城市问题、解决技术难题的理念渗透在科研中，以“学术育人”的方式培养能够挑战当下和引领未来的领袖和公民，为区域和世界人民服务。
四、世界一流学科的建设方式
世界一流学科是一个内涵丰富、层级多样、实践性强的政策概念，可能存在着分学科、跨学科、学科交叉等多种方式独立发展或混合运行的“超学科”形态。这就意味着，单纯地选择狭窄的“学科”建设口径已经很难适应世界一流学科的成长机制，而激进地选择以“学科系统”为整体来推进似乎又缺乏工作抓手。在综合考虑学科成长规律与学科建设工作实践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学科群”是落实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最佳建设方式，它能够有效支撑跨学科人才培养、学科交叉与汇聚，充分释放学科系统内部协同创新、融合生成、共生演化的生命力。
（一）学科群的生态机能
学科群具有生态学“种群”概念的寓意，意在表示由若干相关学科围绕某一共同领域，以一定的形式有机结合而成的学科集合。从当前的学科规划实践来看，学科群为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提供了新的工作思路，但能否充分发挥学科之间的优化组合效应，还主要取决于对学科群的构成及其特征的准确认识。首先，学科群内的学科个体并非线性叠加，而是基于内外部需求形成的内在联系紧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多学科有机体。其次，学科群由众多学科聚集而成，其学科容量可大可小，容易被异化为一个没有知识边界的概念。为此，在凝练学科群的过程中，有必要科学论证某一学科群的“学科”口径，究竟是“二级学科”，还是“一级学科”，抑或是“学科门类”。第三，学科群必须包含基础学科、主干学科、支撑学科，以及一定比例的新兴学科，其中，主干学科是高水平学科群的坚实基础，具有调动研究资源的方向性作用。另外，学科群不能仅停留在概念层面，在具体实施阶段，不仅需要能够确立研究纲领、号召具有学术力量的领导型学者，还需要设立能够保障跨学科研究、学科交叉融合，跨学科人才培养的组织与制度体系。
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前提是遵循学科成长的基本规律。世界一流学科是在卓越的学科理念、历史传统、文化信念、学科汇聚的基础上自组织形成的，其独特的生长方式要求重塑学科成长的生态学基础。秉承“学科生长”的逻辑，汇聚而成的学科群旨在围绕知识材料的生产、传播、应用等活动，形成一个自然演化、动态生长、自我调控的组织网络，为世界一流学科提供学科交叉融合、跨学科研究的生态基质。具体来讲，学科群的生态机能主要体现在协同创新、融合生成、共生演化3个方面。其中，协同创新主要体现在多学科联合攻关科研难题时产生的知识对流、模式组合、方法移植，这种集群优势是任何单一学科都无法实现的；融合生成主要表现为相近学科之间的知识单元相互联结形成一个全新的具有内在逻辑的知识体系，从而发展成为新的交叉学科；共生演化表现为不同学科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互汲取营养，为各自的健康成长提供动力源，最终形成具有自我演进能力的学科群落。当然，强调学科群的生态机能并不是为了促进某学科的成长，而是站在大学学科系统的位置来统筹考虑优势学科、弱势学科、新兴学科的协同发展。
（二）学科群的组织形态
有效发挥学科群的生态机能需要科学合理地组建学科群。学科群的组建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实践问题，不仅需要综合考虑学科发展特性、学校院系组织、优势学科布局等多方因素，还需要处理好学科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现实与未来、整体与个体等关系。当前的学科群建设完全置于“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中，已然不同于单纯地组织学科群的内涵和要求，以学科群为依托来支撑世界一流学科的快速成长已经成为办学者的基本共识。笔者认为，建设世界一流学科是提升整个学校学科实力的重要契机，学科群固然可以围绕世界一流学科来组织，但以此为契机，将所有学科纳入学科群建设范畴，全力支撑世界一流学科的发展，可能是一种值得探索的学科发展策略。基于上述考虑，本研究将一级学科作为组建学科群的基本单位，以学术导向和问题导向为统领，系统勾勒了学科群的4种组织形态。
1. 学术导向。以学术导向为原则形成的学科群，充分反映了学科内部之间的知识联结诉求，它强调学科之间在知识特征、研究范式、价值取向、学术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天然的亲近性。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来看，学科成员往往会基于研究需要而主动寻求与相近学科合作的机会，以期得到其他学科的知识补给或方法论启示。或者其他学科成员出于研究兴趣热衷于自身所在学科的某一领域，以类似“局外人”的理性判断为本学科提供别样的学术贡献。可见，相近学科之间的知识联结是由学术人的研究需要或兴趣驱动的，这就为构建学科群提供了内在合法性基础。依据学术导向原则，可将学科群划分为两类：一类是若干学科性质相近的一级学科聚集在一起；另一类是若干学科门类之间由于研究或发展的需要聚集在一起。
第一，以“学科门类”为组织形态的学科群。在我国目录式的学科专业管理制度下，学科门类是对具有一定关联学科的归类，是授予学位的学科类别，一级学科成为连接学科门类与二级学科的重要环节。为了研究、教学、评价和管理上的便利性，高校往往依据学科门类来设置学院，如艺术学院、法学院、农学院、教育学院等，它们就是典型的以学科门类为组织形态的学科群。这类学科群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职业性特征，在不同大学的院系设置中得到了较为一致的认同。法学院在众多大学处于主干学科位置，具有较大的市场需求和社会影响力。艺术学院、教育学院、农学院在众多高校属于职业学科，尽管组织规模相对较小，但由于它们能够为社会提供显著度较高的贡献和服务，往往成为学校体现学科特色的亮点。
第二，以“学科门类相互交叉”为组织形态的学科群。尽管学科门类由若干一级学科聚集而成，但在“后学院”时代，学科门类的口径就显得略小于跨学科研究的知识空间。因此，在各学科都在相互“窥视”、力求拓展自身知识疆域的同时，学者们自发的跨学科研究行为已经为学科群的组建奠定了扎实基础。如考虑到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相互支撑、相互渗透、交叉融合关系，办学者往往将其聚集在一起组建经济管理学院。再如，文学、哲学、历史学同属人文学科大类，在研究方法上也都遵循“在话语的交往中导向对话，通过对话而达到理解”，为了促进相近学科门类学者们之间的交流互动，往往将其组建为人文学院。
2. 问题导向。问题导向的学科群产生于学科内外部力量相互作用的组织诉求，强调知识生产主体的多元化和不同学科的汇聚，以期实现多学科联合攻关的协同效应。英国政府在1993年的科技政策白皮书中就指出，“政府认为,单纯地相信基础研究的应用结果会自行出现,然后再为工业所用的观点是不够好的。”事实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单向连接已经转化为双向互动，甚至在知识生产模式Ⅱ时代已经转化为“由应用研究引起的基础研究”，也即“巴斯德现象”。根据应用研究与学科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将这种学科群分为两类：一类注重以凝练学科前沿问题来引领带头学科追求卓越；另一类强调实践问题的整体性，往往需要多学科联合攻关。
第一，以“重点领域+带头学科”为组织形态的学科群。如前所述，世界一流学科应当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急需、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办学者以此为依据选择重点领域、引领相关学科的协同发展，也是题中应有之意。如“先进制造+机械工程学科”学科群的设立正是基于高档数控、航空航天、电子制造、智能机器人等国家重大需求和学科前沿。该学科群具有两大特点：①学科群涉及一级学科数量较多，必然存在主干学科（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等）和支撑学科（冶金工程、物理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的区别；②学科群围绕重点领域“先进制造”开展协作，着力支撑带头学科“机械工程”的优先发展，通过相应的学科群管理制度保障学科群内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
第二，以“跨学科研究组织”为组织形态的学科群。按照其职能的不同，跨学科研究组织可分为跨学科的课题组、研究中心和研究院。具体而言，跨学科的课题组是较松散的非正式组织；跨学科的研究中心是最为典型和重要的跨学科组织，往往作为正式的跨越边界进行合作研究的组织实体存在；跨学科的研究院是相对独立，并具有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的开放式跨学科组织。由于跨学科研究组织具有规模小、灵活性强的特点，便于办学者根据实际需要和自身学科特色设置结构布局。如北京大学就成立了组织形态多样的跨学科研究机构，包括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分子医学研究所、海洋研究院等。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如此强调学科群之于世界一流学科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否定学科个体的成长与建设。相反，学科群的发展需要强大的学科基础来支撑。过分提倡学科交叉、跨学科、超学科的概念，只能产生肤浅的知识；只有夯实专深的学科基础，才能支撑“后学院”时代的知识生产需求。无论学科还是方向，原本都指代一种知识训练体系，而在任何时代，责实都比正名更重要。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作为工科顶尖院校，MIT有个怪现象——应用数学被认为是开展研究的基本元素，但专门的“应用数学家”却少得可怜。因为在MIT，作为基本技能的应用数学早已融入所有系所，整个MIT就是一个巨大的应用数学系。从此看，搭建学科群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促进若干优势学科走向卓越，而是通过这种学科建设手段来打破学科组织壁垒，激活跨学科研究的生命活力，最终形成一个活泼、有序、共生、创新的学科生态系统。
（作者：武建鑫，陕西科技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