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高教研究》 2018年第9期
摘要：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大学理念变革是在社会转型的特殊背景下展开的，因而其在演进逻辑和样态上都逐步形成了大学理念变革的中国模式。在演进逻辑上，我国大学理念变革一方面与国家新的现代性方案高度契合，另一方面也与大学的内在逻辑相匹配，形成了大学理念变革的双重逻辑。在演进样态上，我国大学理念变革具体表现为建立了复数的大学职能观、本体论的大学价值观、协同性的大学发展观和包容性的大学办学观。在我国大学发展进入新时代后，为进一步促进我国大学的发展，需要重新审视大学理念变革中的“行政化”“不争论”和“单一现代性”三种倾向，在事实层面、逻辑层面、价值层面和表达层面完善和推广中国特色大学理念话语体系。
关键词：改革开放；大学理念；中国模式；话语体系
大学理念是大学利益相关者关于大学内在属性与外在形态的基本观点，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大学发展的标准、规约大学的运行和调控大学的改革。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大学进行了系统性改革，推动着我国大学不断由世界体系的边缘向中心进行转移。在这一过程中大学理念变革发挥了凝聚改革共识、提供改革动力和引导改革方向的重要作用，成为其他操作层面各项改革的先导性要素。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大学理念变革是在社会转型的特殊背景下展开的，也遭遇全球认知与本土认知、国家治理与地方治理、外部治理与内部治理、学术治理与行政治理、刚性制度与知识共同体精神气质之间的强大张力。这种制度环境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大学理念，在变革逻辑和样态上与其他国家大学理念变革有很大不同，形成了大学理念变革的“中国模式”。
一、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大学理念变革的双重逻辑
布鲁贝克将高等教育哲学分为政治论和认识论两种类型，前者强调大学的社会逻辑，后者则强调大学作为高深学术机构的内部逻辑。布鲁贝克认为，这两种逻辑在美国等国家的大学发展中是交替发生作用的。而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大学理念的变革，总体上体现了双重逻辑同时存在的特征。
（一）大学理念变革始终与国家新的现代性方案高度契合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我国事实上存在两种不同的高等教育观念，一是借鉴“苏联模式”形成的等级制观念（Hierarchical），二是延续“延安道路形成的”平等主义观念（Egalitarian）。前一种观念也被称为“专业模式”，强调大学的专业化，后一种观念也被称为“革命模式”，强调大学的社会主义理想。这两种不同的理念差别很大，体现着对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不同理解，它们均属于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的范畴。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设计出了一条新的现代化方案，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新的现代性方案的牵引下，大学理念变革结束了专业模式和革命模式的二元对立，开始以邓小平“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主导大学理念变革。1983年邓小平提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教育体制改革必须要遵循“三个面向”的指导思想。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处于一种特殊的社会转型状态，产生了新的经济社会结构和多元利益主体，这种社会转型的拉力成为大学理念重组和再造的主要动力。在社会转型的不同阶段，我国的大学理念都会基于外部制度环境和需求的变化而不断调试和修正自己的体系，大学理念变革始终与我国新的现代性方案高度契合。大学理念变革过程中，大量反映中国社会变迁的特有词汇，被深深嵌入大学理念的话语体系中，如“四个现代化”“思想解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新的大学理念话语体系，成为改革开放后不同时期高等教育凝聚力量、调控方向的“改革共识”，对体制改革和教学改革起到了重要的先导性作用。
从大学理念供给方式和其特定内涵看，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大学理念变革的逻辑无疑具有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的典型特征。
（二）大学理念变革体现了大学内在逻辑要求
大学是以高深学问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高度专业化组织，其运行有着自身的逻辑。对大学内在逻辑的尊重与认同是大学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现代大学理念体系中最核心的成分。
改革开放前很长一段时间，西方现代大学理念被简单地当作“毒草”而加以全盘否定。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新的社会价值取向，长期盛行的“反智主义”思潮得到纠正，大学教师的文化身份得到国家和社会认同，学者群体在大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肯定，大学的自主权得到重视和保护。有关学术自由的讨论不再是禁区，逐步成为学术界一个重要的论域，并且在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和中央教育政策文件中，学术自由和学者治学的主张也得到体现。从此意义上讲，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大学理念变革中，大学的内在逻辑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新的大学理念无疑也具有“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的特征。以学术自由为核心的内在论大学理念在我国再度崛起，主要有如下3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改革开放促使我国大学加入了全球化的知识体系，其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西方国家大学理念的影响；二是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使大学理念变革能够根据内在规律来推进；三是在思想解放的社会生态中不再割裂历史，历史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大学精神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肯定。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大学理念变革既是外部逻辑引导的结果，也是内部逻辑推动的产物，双重逻辑同时发生作用并达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这种大学理念变革的双重逻辑，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超越了政治论与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的分野，创造出了大学理念变革的“中国模式”。
二、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大学理念变革的主要样态
（一）形成了复数的大学职能观
大学的发展过程本质上是大学职能不断扩展和完善的过程，将科学研究引入大学是现代大学形成的标志和重要条件。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学习苏联教学和科研分离的体制，在大学之外成立科学院系统。受此影响，我国大学的职能单一，以教学工作为主，全国重点大学都不重视科学研究。1961年中央发布的“高教60条”中还专门指出：高等学校要以教学为主，克服科学研究和社会活动过多的混乱现象。改革开放后，我国大学的职能观发生重要改变，逐步从以教学为主的单一职能观转为复数的大学职能观。
1977年邓小平提出了“两个中心”思想，“高等学校，特别是重点高等学校，应该既是办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1978年《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规定》中提出：“重点高校要逐步增加科学研究的比重，建设成为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学研究中心。”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要建设一批重点学科，重点学科比较集中的学校将自然形成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学研究中心。”在“两个中心”思想引领下，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实施了高等教育领域的“211工程”计划，开始建设中国研究型大学。
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后，对大学职能的认识再一次得到深化，大学的职能进一步得到扩展。1998年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讲话后，我国启动了高等教育领域的“985工程”计划，并以此为契机开展了系列高等教育体制和机制创新，造就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巨型大学”。2011年胡锦涛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将大学的职能明确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承创新”四个方面。以此精神为指导，我国实施了高等教育领域的“2011计划”，积极探索大学与政府、企业和其他各类学术组织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大学的使命和作用更加综合和全面。
党的十八大后，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我国实施了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对大学职能观有了更新的认识。习近平在2016年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高等教育要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2017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将大学的职能进一步扩展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5方面。
大学职能观由单数转变为复数，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来说至关重要，有效地提升了中国大学的国际地位和核心竞争力。
（二）回归了本体论的大学价值观
大学价值观是大学利益相关者对大学本质属性与社会功能所持有的系统性观点。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大学价值观存在两种比较严重的倾向：一是“泛政治化倾向”，将大学狭隘地理解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将这种作用发挥得如何作为判断大学是否有价值的参照标准；二是“从属论倾向”，将大学简单地视为计划经济体系中的组成部门和政府的附属机构。这两种倾向均没有正确理解大学独特的文化身份和社会地位，因而导致大学无法实现其功能。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大学价值观突破了传统藩篱，纠正了泛政治化和从属论倾向的偏颇，对大学的本质属性和社会功能有了全面而深刻的认识，逐步形成了本体论的大学价值观。本体论大学价值观的核心要义，就是承认大学独特的社会地位，认同大学独特的价值取向。
20世纪80年代，我国教育界发动了关于教育本质的大讨论，这次讨论对高等教育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讨论中对高等教育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有了比较全面的理解，对于高等教育的个体发展功能和向上流动机制也有了正确的认识。改革开放前一段时间内甚嚣尘上的“大学无用论”“知识分子反动论”“开门办学论”等极左思潮被否定，党和政府明确提出了“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观点，提出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在20世纪90年代后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创新型国家战略过程中，高等教育的作用和地位进一步得到重视和提升，大学被纳入国家创新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大学的本体价值再一次得到确认。
在新的大学理念的引领下，我国大学逐步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了社会的中心，成为了我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三）树立了协同性的大学发展观
大学发展观是大学利益相关者对于大学发展动力机制、发展模式和发展目标的系统看法，具体要回答的问题是大学发展中个人需要和国家社会需要的关系、规模与质量的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学习借鉴与自主创新的关系。改革开放前，我国大学发展观缺乏系统性思维，经常处于左右摇摆不定的状态。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对上述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进行了系统性探索，形成了协同性的大学发展观。
在个人需要和国家社会需要的关系上，学术界提出了“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的规律”，在强化大学社会功能的同时，也更加强调要“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政观，并对大学发展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上都已得到体现。
在处理内涵发展与外延发展的关系上，高等教育界逐渐树立了“规模、质量、结构、效益”协调发展的观点，正确处理了改革、稳定和发展的关系。发展和完善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提出了大学转型发展的理念，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大学质量评价标准和体系。
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观，并以此完成了缴费上学、重点建设等新的制度安排。进入21世纪后在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指导下，大学发展中的公平问题得到关注。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强调大学发展中的公平取向，并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依据。
在发展目标的取向上，我国高等教育界在看待学习借鉴与自我创新的关系上取得共识。有学者提出我们要发展“中国的大学”（University of China），而不是“在中国的大学”（University in China）。2014年习近平在北京师范大学与师生座谈时指出：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能办成功的。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2016年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这决定了我国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
（四）建立了包容性的大学办学观
大学办学观是大学的利益相关者在大学举办权与治理权方面的系统性观点。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大学办学观是计划经济的典型产物，政府集大学的举办者、管理者和办学者为一身，这导致改革开放前我国大学的办学体制和治理结构单一。改革开放后，单一的排他性的大学办学观无法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因而发生了重要改变。新的大学办学观的主要特点是将大学不同利益相关者融入新的治理结构中，形成了包容性的大学办学观。
在办学主体上，改变了国家包办高等教育的观念，倡导民间资本举办或参与高等教育，允许中外合作办学；在大学和政府的关系上，改变了政府大包大揽的做法，将高校建设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的认识也有新的突破，中央不断赋予省级政府更多的高等教育管理权，完善中央与地方两级管理、以省为主的新体制，省部共建与合作等新的模式得以实施；在改革的实践中，逐步深化了政府、大学和社会关系的认识，明确了高等教育“管办评分离”的观点，并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得到正式确认。在大学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上，逐渐形成了“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观。
我国大学改革是在社会转型的特殊背景下开展的，因而也具有我国社会转型的基本特征。在改革内容上，我国大学改革属于增量改革，即在原有的结构之外加入一种新的结构，形成新旧并行的制度安排。在改革的路径上，我国大学改革属于渐进性的制度变迁，将改革中引入的增量作为试点，成功则大范围推广，失败则不再进行。这种特殊的改革方式，导致我们无法从过去的理论中找到依据，也无法从域外直接引进相关理论，而是必须“边改革、边实践、边探索”，将改革实践与改革理论建设结合起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理念话语体系，并且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三、我国大学理念变革前瞻
（一）终结大学理念变革中存在的“三种倾向”
虽然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大学理念变革在总体上适应了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但受制于制度环境和发展状况的限制，我国大学理念变革还有很多需要正视的问题。集中表现为3种倾向：①大学理念供给的“行政化倾向”；②处理大学理念分歧的“不争论倾向”；③大学理念研究中的“单一现代性倾向”。
由于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是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这种改革方式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可以迅速达成改革共识和形成改革动力。但是这种方式也带来了相当严重的问题，如在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大改革、大发展、大提高”后，却没有产生一批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学校长和教育家群体。回顾世界范围内大学理念演变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凡是对大学改革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大学理念，几乎都是大学“内部人”创造出来的。在我国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改革大学理念供给的行政化倾向，尊重大学“内部人”关于大学的文化表达和价值追求。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原会长周远清曾经指出：“学校应该有自己的办学理念，一个高水平学校，不但要出人才、出科研成果，也应该出教育思想、教育理念。”
改革开放之后，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意识形态争论，迅速完成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不争论”理论。这种“不争论”理论在大学理念变革上也得到体现，李岚清在20世纪90年代推动高等学校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也采取了这一策略。他提出：在体制改革中不必要的争论不但对改革无益，反而会影响改革进程。大学理念的不争论策略，有效地悬置了不同大学理想之间的各种矛盾，从而有效地形成了改革共识，并在高等教育领域产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但是，在我国大学发展已经进入了新时代的情况下，我们是否仍然还要延续这种不争论的改革策略？笔者以为，在建设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节点，我们必须能够清晰和完整地表达中国特色大学理念的结构和涵意。历史上凡是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国家，都是由改革者设计出了非常清晰并具有创新性的大学理念，才促使特定国家的大学形成了新的结构，逐步成为世界大学的典范。而新的大学理念在设计过程中，必然伴随着新旧范式的转换和利益相关者不同诉求所引发的各种冲突，解决这些冲突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让不同范式和各种诉求能有一个对话的平台和机制。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关于现代大学理念研究的成果不断问世。但细观之，很多所谓现代大学理念研究的成果存在明显的单一现代性倾向，论者往往是通过介绍西方大学理念或者回顾民国时期大学理念来立论，而民国时期大学理念的主体内容也都是从西方大学引进的。这样一来，现代大学理念俨然变成了西方的大学理念，似乎与西方大学理念接轨成为我国塑造现代大学理念和制度的必然选择。不可否认，西方大学理念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并且也对我国大学改革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但是，非西方国家的大学若想从边缘或半边缘地位走向中心，刻意模仿与简单移植的方式是不可行的，这样或许能够成就个别大学，但无法实现整体的超越。作为超大高等教育规模的国家，我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有勇气挑战西方中心主义的大学想象，珍视我国大学的文化传统和改革以来积累起来的大学发展经验，形成中国自己的大学理念体系。
（二）完善和推广中国特色大学理念话语体系
话语体系是一个文明体自身发展理念和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是国家和社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实际，已经远远超出了西方大学理念话语体系所能解释的能力和范围。因此，我们必须要建立自己的大学理念话语体系来主导大学的发展。
1.在“事实层面”建立中国特色大学理念话语体系的内容架构。改革开放40年来，伴随我国大学的发展，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大学理念。但是目前大学理念体系的内容还不够完备，迫切需要加强对大学理念话语体系的抽象概括与理论建构，搭建起坚实的中国特色大学理念内容框架。从实践上看，我国大学发展得益于独特的发展机制，可概括为：在办学指导思想上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三个面向”指导思想，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的方针，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发展路径上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方面积极性、大学与政府两个方面积极性、公共财政与社会资本两个方面积极性，对重点领域进行重点投资和政策扶持，走跨越式发展道路，鼓励地区与院校间的竞争，引导大学履行国家使命与社会责任，直接参与经济社会建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等等。对上述内容进行理论总结和提升，将有利于加快中国特色大学理念话语体系的定型，因而也迫切需要理论工作者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2.在“逻辑层面”建立中国特色大学理念话语体系的合法性基础。中国特色大学理念话语体系需要在逻辑上加以证明，如此才能有效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一般而言，一种话语体系被证明需要依据归纳和演绎两种路线。从归纳的角度看，我们要从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发展的成功经验中抽象出中国特色大学理念话语体系的合法性基础，中国大学的成功是中国大学理念话语权形成的关键所在，没有成功经验为基础的话语体系是脆弱的。从演绎的角度看，要继续研究、丰富和完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中体现出的大学理念，将其作为未来建构中国特色大学理念话语体系的理论基础。
3.在“价值层面”建立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核心理念。价值层次是话语体系事实层次的高度浓缩，是具有标志性的并容易识别的文化符号，是话语体系的核心理念，任何一种话语体系必然要在价值层次上进行清晰的表达。西方现代大学理念话语体系本质上说，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体现。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教方针，也表现出新的话语体系的价值取向。当前，我国建设中国特色大学理念话语体系，也要鲜明地表达我们的价值追求。价值层次的话语体系建设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要将高等教育的“中国梦”融入其中，要将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立德树人等思想观点有机地嵌入话语体系的价值层次上。
4.在“表达层面”建立中国特色大学理念话语体系的传播渠道。在国内与国际舞台讲好“中国大学的故事”，传播“中国大学的声音”，也是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西方大学理念的话语体系之所以大行其道，与其重视文化传播有直接的关系。这方面我们可建设和利用的平台包括：利用海外孔子学院传播中国大学的核心理念，这就要求我们的汉语教师不仅是语言专家，而且要承担中国大学理念传播者的责任，在教学实践中要做立德树人和服务人民的典范；要以中国大学发展相关议题为主题举办多层次的学术论坛，让其他国家的大学校长、院长和教授们能有机会更多地了解中国大学、研究中国大学和传播中国大学；要建设好服务我国大学国际化发展的专业智库，通过智库研究报告宣传大学的中国模式；要建立和完善中国自己的大学质量评价体系，发挥其在学术市场中的引领作用，逐步将大学的中国标准引入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