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22年第1期

摘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在国内外环境发生显著变化大背景下，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由此，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等诸多方面都在发生着变化和调整。从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出发，阐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并基于此提出现实思考：“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如何赋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中的效率与公平，“国际国内双循环”如何平衡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中的开放与坚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高等教育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双循环；新格局；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现实思考

一、引言

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党中央在对国内外环境变化进行科学研判的基础上，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在这一大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要主动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开拓适应新发展格局的开放合作局面，提升高等教育的核心竞争力。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十四五”时期我国教育发展的战略任务和主要目标。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在2019年进入普及化发展阶段，国家、社会和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发展的诉求已从寻求规模扩张、满足入学机会需求转向激发高等教育的创新驱动势能、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满足人的多样化教育需求等方面。同时，随着国际关系的日益复杂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变化，学生国际流动的选择做出调整；随着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知识生产和传播模式向多元转变；等等。诸多因素决定了新形势下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遵循“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由此，厘清新发展格局下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并针对其实践路径提出现实思考，顺势而为，是推动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面对的重要命题。

二、文献综述

关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高等教育发展的既有文献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展开。一是关于“双循环”概念的相关理论研究。内容包括：提出理论基础和框架，认为“双循环”是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实践和运用，是基于我国要素禀赋及其结构质变下的政策选择；开展学理逻辑研究；规划新发展格局的实践路径等。二是关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相关研究。内容包括：从人才培养、教育布局结构、创新服务、教育评价和开放合作等方面，阐述新发展格局下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对策；阐析新发展格局下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意义，提出面临新环境、新要求高等教育应做出的新调整等。还有部分学者聚焦某一具体问题展开分析，如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问题、新型国家教育考试体系、在线教育供给优势、大学的国家使命和责任、来华留学教育推进路径探索等。

综上所述，虽然“双循环”这一概念出现的时间较短，但学者的研究已较为踊跃。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高等教育领域某一热点问题的讨论，或是立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探讨现阶段高等教育的宏观发展，尚未从学理层面探析当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本研究将着重从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出发，探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并提出其实践路径的现实思考。

三、理论逻辑

（一）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世界银行根据人均国民总收入（GNI，Gross National Income）将各国按照收入高低来划分发展水平，2018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9732美元，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我国在要素禀赋组合、社会需求结构、制度体系变迁等诸多因素影响下，面临着不同于低收入阶段的发展问题和发展任务，由此，需要选择适用于当前经济发展态势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这不仅是经济发展逻辑的必然，也是社会其他各领域发展逻辑的必然。“十四五”期间，“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现阶段经济发展特征及其规律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需依赖和遵循的重要支撑。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制度载体。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显著优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由此，包括教育、文化、科技等非经济的服务领域，也从单一由政府举办的公立机构转向其与非政府部门举办的民办机构并存的局面。高等教育作为为经济发展提供高级专门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的活动领域，是国民经济有机整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近年来国家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相关制度、政策引导和完善各方主体发展高等教育的积极性和规范性，如2016年的《国务院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201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19年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2020年的《关于加快推进独立学院转设工作的实施方案》、202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等，这些制度或政策的颁布为不同类型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提供了法律或制度依据，也是满足社会公众对多样化、差异化和特色化高等教育需求的逻辑起点；另一方面，在现代经济社会中，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间联系更加密切，大学已经从经济社会的边缘步入其中心，经济社会发展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经济条件，也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了客观要求。因此，经济结构的变化是高等教育结构及其内部调整的基本依据。高校需要主动面向社会，根据市场经济对人才结构以及科研成果的需求，有针对性地调整自身的发展方向、发展策略和学科专业结构。

2.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济保障。我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经济发展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衡量一个国家对国内国际循环的依赖程度有多种度量方式，其中一个重要指标是外贸依存度，即一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其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外贸依存度越高，该国或地区经济发展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越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参与国际经济的程度。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2019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已降至35.8%，虽然依然高于美国和日本，但从相关指标来看，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崛起，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将会继续降低，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将更大程度上依赖内需。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至2019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6.5%，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由2010年的1亿多人增加到2019年的4亿多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9%，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市场规模位居全球前列。中等收入者在扩大内需中具有独特优势，如有更强的消费倾向、具有扩大消费的条件、社会心理预期乐观及其消费得以扩大等。强大的国内市场赋予了我国远超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竞争优势。此外，由于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日益复杂。在外需波动的情况下，内需特别是消费对经济运行的压舱石作用愈发明显。2019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9.0%，其中，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率是57.8%。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1年第二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中，针对全国50个城市的2万名城镇储户调查问卷结果的分析显示，倾向于“更多消费”“更多储蓄”和“更多投资”的居民分别占25.1%、49.4%和25.5%，依次比上季度上升2.8个、上升0.3个、下降3.1个百分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指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12—2019年期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已连续8年超过4%，当经济发展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教育领域的投入需求也将随之增加。笔者针对2010—2017年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与OECD国家和欧盟国家做了比较，（见图1）不难发现，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绝对值由2010年的6460亿元提高到2017年的11109亿元，增长了0.72倍；而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反映了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投入与其经济总量的比例关系，如果这一比例随时间变大，说明高等教育投入的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否则相反。从图中可以看出，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自2013年以后较为平稳，且比OECD国家稍低（但在2017年达到持平），但高于欧盟国家水平。2018—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绝对值分别为12013亿元、13464亿元、13999亿元，占GDP的比重依次为1.3%、1.3%和1.4%。2010—2020年期间，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增长率为116.70%，随着所占比重的提升，可得知我国高等教育投入的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这是国家高度重视高等教育发展，社会和个体对高等教育有较高需求且愿意为之投入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3. 高等教育的高供给和社会公众的高需求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发展机遇。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仅有普通高等学校205所，在校生仅11.7万人。经过70年的发展，2020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2740所，在校生人数达3285.3万人，分别增长了12.4倍和279.8倍，高等教育规模实现了跨越式发展，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于2019年达到51.6%，迈入普及化阶段。根据历年全国参加高考人数和录取人数的数据进行计算，每年高考录取人数的绝对值由1977年的27万人在1999年、2010年、2020年分别增长到160万人、657万人和967万人，高考录取率从4.8%提高到55.6%、69.5%和90.3%。这充分反映出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相应的适龄人口基数的增加，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快速发展，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日益强烈。根据教育部公布的2019年出国留学人员情况统计结果，我国出国留学人员70.35万人，其中高等教育阶段的求学人数约占60%，即42.21万人，而同年高考录取人数约为820万人，是前者的近20倍之多。同时，教育部公布的2018年来华留学统计显示，共有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的49.22万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004所高等院校学习，比2017年增加了3013人，增长比例为0.62%。这一数据随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变化还会有所变化，我国高校目前针对留学生的学历教育大多都通过线上教学予以实现，这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国外留学生选择中国高校继续深造的意愿。这些数据充分说明社会公众对高等教育的内部需求具有巨大潜力和发展空间。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国际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出现的新情况，为解决现实问题而提出来的改革策略和举措。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和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是指以调整经济结构为主要目的，使劳动力、土地、资本和创新等要素实现最优配置，进而提升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如前所述，经济领域改革和经济政策的调整必然影响到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走向。当经济领域供给侧改革开启之后，作为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关联的主体之一的高等教育，也应顺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从其系统内部的劳动力（教师和学生）、土地（办学条件）、资本（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和创新（思想、理念、制度、文化）等构成的高等教育供给侧核心要素出发，全面深化地开展要素优化配置改革。高等教育供给侧的四种要素中，“土地”和“资本”是生产力要素，属于“硬件”，“创新”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属于“软件”，而“劳动力”是利用生产力要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人力资本，属于“中介变量”。“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四要素之间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 高等教育领域的“创新”要素是“劳动力”“土地”“资本”要素优化配置的根本动因。“创新”要素中的思想、理念、制度、文化，是一种逻辑存在，与“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存在不同的是，“创新”要素的功能在于引领、指导和规范其他要素在社会发展伦理、要素发展规律、经济发展的框架下发挥作用。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创新”包括高等教育改革思想、高等教育办学理念、高校现代管理制度和高校校风文化等内容，为高校人力资源、办学条件和各种有形、无形资产的管理和经营提供指导方针、运行框架和行动边界。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高等教育领域的“创新”要素为其他要素的发展和作用营造良好的制度、政策和文化环境，也指引着改革的方向。如2017年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以及《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在宏观层面上谋划布局我国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实施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大国迈向强国地位相称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战略部署。针对高校“土地”要素，《“十四五”规划》中提到，“优化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布局，推进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振兴”“提升100所中西部本科高校办学条件，布局建设一批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和高水平师范院校”，这是发挥区域高等教育空间集群效益、缩小区域间高等院校存量差异的重要举措。针对高校“资本”要素，对于有形资产，“十四五”期间，国家将进一步完善教育投入保障机制并改革教育经费使用管理制度，如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给予科研人员更大经费管理自主权；对于无形资产，如高校品牌声誉，教育部已出台《高等学校命名暂行办法》，对高校更名程序和行为予以规范。

2. 高等教育领域的“创新”要素也是“劳动力”“土地”“资本”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劳动力”“土地”“资本”等是外化的要素形式，其相互作用的最终目的是对“创新”产生积极影响，因此，“创新”要素也是前者作用的结果。经济基础是由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它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将微观的高校作为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缩影，那么，高校人力、物力、财力则是“劳动力”“土地”“资本”要素的物化形式，是高等教育资源的组成部分，是高校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创新”要素则是高校中与其他要素相匹配和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和规章制度等。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高等教育的外化要素也同样会促使“创新”要素不断予以调整和完善。以博士研究生招生培养全过程为例，据统计，2020年我国博士生招生规模达11.6万人，博士生招生培养和评价制度也相应做了诸多改革。在招生录取环节，很多高校如清华大学等，已陆续开始实施“申请-考核制”。如果说传统的统一入学考试是对考试结果的一种检验，那么“申请-考核制”则是对其本硕阶段学术成果和综合实力的过程评价。在考核评价环节，《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中提到，“不宜以发表SCI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等指标作为学生毕业和学位授予的限制性条件”；《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中指出，“不得将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作为学位授予的唯一标准”，以破除学术发表与毕业挂钩的硬性规定，让博士生有充足的时间和耐心完成科研训练，培养学术信心，锻炼学术能力。在毕业管理环节，《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的通知》指出，对不适合继续攻读学位的研究生落实及早分流，并加大分流力度，以保证研究生教育和学位授予质量。

3. 高等教育领域的“创新”要素只有通过“劳动力”要素作用于“土地”“资本”要素，才能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2019年劳动年龄人口为8.96亿人，其中，受过高等教育和专业技能培训的人才超过1.7亿人。2000—2020年期间，我国高等院校毕业生人数也由95万人增长到874万人，增长了8.2倍。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在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定位聚焦于主要劳动力市场和内部劳动力市场，而在这些劳动力市场就业的群体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了主要的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以及高校毕业生人才的不断输出，对于提高整体国民素质、建设现代化国家和教育强国、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非常关键的支撑作用。

高校的重要功能之一是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输送专业人才和开展科学研究，在“创新”要素赋予的改革氛围和制度环境中，“劳动力”要素作用于其他的外化要素，产出科技成果，促进生产技术改进，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经济的增长。当前，我国很多高校已在人工智能、无人机、区块链、全球系统、量子计算等多个前沿技术和产业领域开设专业，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国际学术前沿，推动不同学科的渗透与融合，将教育资源、人才资源和产业资源紧密结合，以应对未来产业发展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文献情报中心与科睿唯安面向全球发布《2020研究前沿》报告显示，在所评估的11大学科领域中，中国在“农业科学、植物学和动物学”“化学与材料科学”“数学”“信息科学”4个领域全球领先，位居第二，整体层面的活跃度仅次于美国。由此可见，高等教育正在充分释放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红利，无论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还是推动科技创新，或是反哺高校人才培养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也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集中表现。

综上所述，高等教育供给侧的四个核心要素不仅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而且相辅相成、相互补充。新时代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对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赋予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

四、现实思考

（一）“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如何赋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中的效率与公平

当前国际经济社会中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过去那种全球贸易兴盛的景象已不复存在；同时，国内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动能和增长方式转变的攻坚期。改革开放所形成的从国内到国际的大循环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是关起门来搞发展，而是充分挖掘国内潜力、继续扩大开放，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发展实际上超越了供求本身，是包括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的循环畅通。“内循环”发展如何赋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效率和公平，是当前需要考虑的重点问题之一。

高等教育领域的“生产”环节，要“补短板”“锻长板”，应以效率为先导。高等学校虽非物质生产部门，但也并非单纯的福利或消费事业，高等教育投资具有生产性。和其他领域投资生产一样，高等教育领域也需要考察生产要素（投入）和劳动成果（产出）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度量生产效率的高低。高等教育领域的“生产要素”包括国家财政性投入（即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和非财政性投入（即个人及家庭或社会资本投入等方面）；“产出”则包括消费与投资两类，消费是受教育者个人及其家庭和整个社会所获得的经济回报和非经济回报；投资则是各种与个人或社会的生产技能及今后福利的提高相关的产出，如办学条件、人力资源、经验等方面积累。高等教育领域的“分配”环节，则应更注重公平原则。高等教育的“分配”指的是如何将有限的“生产要素”在各类型高等院校、各地区和各学科之间进行分配，以期投入的“生产要素”得到充分有效地使用，只有充分考量公平性原则，才能使得生产、消费环节更加畅通循环。“生产”的效率在于“生产要素”的稀缺性，政府需要在多种资源配置机制中选择最优方案，使得最少的“生产要素”投入获得最大的教育收益。“分配”的公平在于，应保护所有成员享有“生产要素”的权利以及对弱势成员采取相应的补偿机制。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的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应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平衡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提升“生产”环节的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如推进基础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大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立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和特色发展引导机制等；另一方面，还应关注不同区域、不同高校、不同群体高等教育发展差距所带来的“割裂现象”，不仅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推动高等教育集群发展，还应充分利用“三次分配”的制度优势，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缩小高等教育在不同区域、高校、群体间的发展差距和机会差别。由此，“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发展战略下，应着重推进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效率和公平的统一。

（二）“国内国际双循环”如何平衡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中的开放与坚守

对外开放既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也是构建开放型社会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已进入“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发展阶段。“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战略部署并非闭关锁国，而是应对短期国际局势变化的“底线思维”和长期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强国之路”。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选择，要求高等教育发展应立足本土化和国际化双重背景发展，平衡民族性与世界性双重价值理念。高校作为人才培养、文化传承、科学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重要载体，根植于国家历史积淀、文化基础和管理体制之中。同时，高等教育还通过学科发展和创新成果与国际社会不断发生对话，自然科学发展是国家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彰显，是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驱动，是与其他国家发生对话的重要媒介；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是实现知识外交和软实力提升的基石，是向国际社会阐述各国思想和经验的前沿阵地。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及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选择将中国作为留学目的国；与此同时，国际上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思潮抬头，新冠肺炎疫情加剧各国力量的结构性洗牌，大国之间博弈不断，中国学生的国际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逆全球化发展格局的影响。“双循环”的发展战略，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以及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变化局势时，具有主动防范和化解风险隐患、保障国际交流合作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与担当。“双循环”的发展战略，不仅需要中国高校具有开放性合作态度，构建国际交流合作的务实路径和动态步骤，构建形式与实质融合的多层次合作机制，同时还应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消除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误解与偏见，持续提升国际交流合作的活力和效率。

（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高等教育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会发生着动态的发展变化。高等学校既要善于利用机遇顺势而为，又要勇于逆势而上化危为机，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一是如何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以期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充足、公平且高效的资源配置方案。“十四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60%，同时受人口政策变动、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高等教育需求在数量、内容和层次上都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政府在推进高等教育分类管理和高等学校综合改革的同时，还需结合市场力量构建更加多元的高等教育体系；推进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以提供差异化、多元化、特色化的高等教育服务；推进“双一流”建设，建设高质量本科教育，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为社会公众乃至国际学生提供高水平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优化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高等教育集群发展优势，夯实东西南北综合联动发展新格局，更好地服务于国家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此外，在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的前提下，拓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渠道，改革完善经费使用管理制度，提高经费使用效益。

二是如何优化高等教育核心要素供给，以打通“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堵点和梗阻。高等教育领域的核心要素供给侧改革，需要通过体制创新、技术创新等全方位创新模式扎实推进。除前述分析的劳动力、土地、资本和创新等要素之外，还应注重数据要素市场的培育。数据要素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如政府相关数据开放共享、高等教育数据平台建设等，推动数据要素在高等教育发展中为反馈现状和预测未来起到关键作用。此外，还应通过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如推进高水平大学开放教育资源，提供优质的民办高等教育等，都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

三是如何立足内涵式发展深化综合改革，以充分释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改革成效。一方面，面对高等教育“内卷化”现象，应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克服“五唯”的顽瘴痼疾，建设富有时代特征、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高等教育评价制度和体系，引导高校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发展还应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高等教育市场优势，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为我国高等教育在新发展格局下的开放合作夯实基础，将其推向纵深。

（作者：方　芳，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钟秉林，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